这些年已经养成习惯，无论走到哪里，总要抽空探寻一下当地的历史陈迹，特别是与法治有关的事物。一来了解城市的渊源，拓宽知识面，增加底蕴，二来积累素材，为写作奠定基础。
　　去年九月，到北理工珠海学院任教，闲暇时间便开车在周围转转。在学校不远处，发现有一处郑观应的故居。它位于中山市雍陌乡，清代建筑，主体为三间两进院落，砖木结构。进入院里，只见前后天井两侧为雨廊，后进房顶灰塑博古脊，内有大厅和左右厢房，大厅中央设有贴金木雕神龛，周围布展着郑先生的生平事迹和书籍。这些建筑是郑观应兄弟为纪念其父出资修建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建筑精致灵巧，在当地也算是豪宅了。
　　由于历史学家将郑观应定位于买办商人，为洋人服务的，因此，评价不高，知名度不算大，他的思想理论不被国人所熟悉了解。近些年来，随着对他的研究不断深入，发现郑观应的思想具有很高的价值，尤其是政治法律思想具有超前性，超越了同时代的洋务派主张。
　　郑观应是一位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的历史人物，生于1842年，卒于1922年，字正翔，别号杞忧生，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早年参加童子试未中，便弃学从商，跟随叔父到上海洋行，边听差，边学习英文，为后来与洋人打交道奠定了扎实基础。在盛宣怀的支持下，参与创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等企业，与各国商人往来，成为一位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著名企业家，善于总结提炼，提出许多经典名言，商战思想很有名，成为商战理论的代表人物。郑先生怀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对政治法律感兴趣，阅读大量书籍，思考国家的前途命运，撰写《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著作，其中《盛世危言》集中反映他的政治法律主张，面世后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很大影响，成为早期改良派的杰出代表。
　　受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熏陶，加之长期经商的特殊经历，郑先生怀有深厚的民本观，他说：“民爱生于天，天赋之能力，使之博硕丰大，以遂厥生，于是有民权焉。民权者，君不能夺之臣，父不能夺之子，兄不能夺之弟，夫不能夺之妇，是犹水之于鱼，养气之于鸟兽，土壤之于草木，故其在一人，保斯权而不失，是为全天。其在国家，重斯权而不侵，是为顺天。”认为民权是人与生俱来的，不能被君、父、兄、夫剥夺，国家也不能随便剥夺。他指出：“民与权俱起，其源在乎政府前。”明确提出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主张，显然受西方自然法思想的影响，吸收借鉴西方的民权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儒家的民本思想束缚。
　　正是在这样的民权观基础上，提出了道、器、学结合的理论。郑观应在长期的经商中逐渐认识到洋务派提出的“师夷长技以自强”的不足，只强调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不去探究西方国家富强的根源，可谓是舍本逐末。他认为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是“器”，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和制度才是“道”。他说：“议者皆知泰西之长技，而不知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焉。”“诚如是，整顿军威以保社稷，复取西洋各国之兵法裕国足民，成充国用，而富强之道不亦伟哉。因势利导，转弱为强，愿天下有心人，研思而深体之。”郑先生把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军事思想和制度纳入“道”的范畴，已经明确超出传统理学的纲常礼教，冲破了“道”的一元论范畴，颠覆了作为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中体西用”论调。他明确提出“体用兼备”观点，西方的议会制度、教育制度属于“体”的范畴，而工业制造、交通运输、军事训练属于“用”的外延，学习西方国家的制度体制，开国会，设议院，训练军事人才，改革司法制度。当然，为了缓和中西文化的冲突，也由于自身理论的局限性，并没有彻底放弃“中道西器”说，只是给这些学说注入新的创意，使之充满活力。
　　在“道”和“器”之外，郑先生灵活地运用“学”的概念，扩展“西学中源”的内涵。传统儒家讲究天、地、人三学，由天文学衍生出的一切自然科学属于天学，与地理学有关的自然科学属于地学，政教刑法属于人学。他则将与西学有关的内容融入到天、地、人学中，指出：“今彼之所谓天学者，以天文为纲，而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诸艺，皆由天学以推至其极也。所谓地学者，以地舆为纲，而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船兵阵诸艺，皆由地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人学者，以方言文字为纲，而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贸工艺诸艺，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者也。皆有益于国计民生，非奇技淫巧之谓也。”他将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教法律制度归入“人学”的范畴，通过“学”将西方国家的政教法律制度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相提并论，从而为变法改良提供合法的理论依据。
　　郑先生从法律文化学的角度对变法改良精心阐述，将政教刑法居于道、器之间，既满足了政教刑法远高于器物的传统观念，又适应了现实政教刑法不如西方的变法需要。他说“千古无不变之法，亦无不弊之政。”制度体制要适应时代的要求。
　　脱胎于洋务阵营的郑观应，以更开明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面貌走向历史舞台，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认识到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先进性，提出效仿西方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开国会，设议会，分权制约，开放言路，给民众参政议政权，普及教育，改革司法制度，实行君民共治。在认真考察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后，认为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更适合中国国情。他在《盛世危言议院上》中指出：“故自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设立议院的益处很多，可以制约君主权力，监督政府部门履责，为民众参政议政提供途径，化解民众的不满情绪。在议院的设置、职能和议事方式上，效仿英国，设立上、下两院，他说：“遇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君，以决从违。如意见参差，则两院重议，务臻妥协而后从之。”在议院产生方式方面，主张自动产生和选举相结合，既有王公贵族，又有各阶层代表人士，共同治理国家。从上述言论可以看出，基本上效仿英国的议会制度。
　　在司法改革方面，郑先生主张以西方的陪审制和律师制度代替传统的刑讯制度，他指出：“外国不信问官而设陪审，秉正人员佐官判案，不容犯人之狡展以抗公平，而于是真情出矣。”陪审制度的优点在于选举公正的陪审员协助法官断案，避免对法官的不信任，防止当事人隐瞒真情，防止状师讼棍舞文弄墨，误导法官。还强调：“无律师以代申委屈，则审官每为所愿。”“明张其词，按律辩论之为得也。”通过律师调查和出庭，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他是我国最早主张建立律师制度的学者。
　　郑先生还是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改良思想家，在《盛世危言》中专门有《公法》《条约》等篇章，对国际公法的起源、性质、特征、作用以及外交领事关系做出深入论述。
　　民国以后，他的一套理论显然落伍了，便把主要精力倾注到教育事业上，长期担任招商局公学的住校董事兼主任、上海商务中学的名誉董事等职，改革教学内容，培养新型人才，成为教育家。“国之盛衰系乎人，不修学校，则人才不出。”“欲教化其民，成其美俗，非学不可。”“教育为立国之本。”等等，这些至理名言，现在仍然影响着教育事业。
　　出生于广东沿海地区，长期在上海、武汉等地经商，行走于东南亚诸国，与各国商人密切往来，使其具有国际视野，切身认识到西方国家不仅科学技术先进，政治法律制度也优越，因此，见识深远，他的政治法律思想超越了同时代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成为近代早期的思想先驱，对康有为、梁启超以至孙中山都产生很大影响。
　　其实每个时代都会产生巨人，有的声名远扬，有的鲜为人知，甚至有的湮没无闻，需要后人们认真地挖掘弘扬。

作者：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教授 任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