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走进调解室的是两位打扮入时的大妈。两位都是精心化了淡雅的妆容，一个穿着花色镂空长裙，外搭同色系小披肩，一个用精美的玉色小夹子将烫发挽起，穿着利落，背着入时的小皮包，如果不是对方身份证显示1956年出生，不会将他们看成年过花甲的人士。
　　当她们在百聆调解室坐下之后，调解员确认了于大妈的身份，要求于大妈填写地址确认书，她说自己手抖，无法写字，没说几句话，大妈就哭了起来。“我就是因为手抖，不能写字，让原告的父亲帮忙在购房相关票据上写名字，想不到他儿子起诉了我！他父亲走了，也不告诉我，他们怎么能这样做？他家的孩子们应该告诉我，让我去送送他。”
　　另一位陪伴她的大妈说话声音很高：“我们全体合唱队的人都能证明，他们俩是事实婚姻。他俩还经常一起去旅游，大家都知道的。”
　　原来，老金和于大妈都是合唱团成员，曾经有过一段黄昏恋，老金怕自己的女儿和儿子反对，他俩没有领取结婚证，老金多数时间在儿子家住，于大妈在女儿家住，但两人感情很好，经常结伴旅游。天有不测风云，老金因病去世。于大妈是在一次唱歌的时候听到闺蜜告诉她的。于大妈这几天见不到老金，脸色不好，心事重重，听到消息，于大妈差点晕倒，她没想到老金突然去世，更没想到老金的儿子竟然将她起诉到法院，以不当得利纠纷要求她退还15万元。
　　“这房子是我的名字，买房子的钱是我的，一分钱也不能退给他，不带这么坑人的。”于大妈饱经沧桑的脸被气得扭曲了，她的手不住地抖动，法院的地址确认书也无法填写，只能让闺蜜按住她的手腕，尽力控制抖动的右手勉强写下名字。
　　原来，老金的儿子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几张老金预交订房款的票据，他怀疑父亲给于大妈买了30平方米的住宅，有几次交款是父亲金岳的名字，但购房合同上是于大妈的名字。他按照地址、用父亲留下的这个房子的钥匙去看房，发现里面有父亲的衣服和生活用品。第二次再去，发现已经换了锁。于是一纸诉状以不当得利把于大妈告上法庭，要求她按房子的价格返还他15万元。
　　于大妈在闺蜜的陪同下一起来到法院，说起老金，于大妈控制不住伤感、掉泪，“没想到他走了，我都不知道。这些买房的钱都是我出的，我有退休金，只是自己手抖，无法签名，让他替我签的字。”闺蜜说，“我们100多个合唱队员都可以证明，他们俩感情挺好，都过了好几年了，于大妈还领上老金去北京的女儿家住、去海南外甥家住，如果不是夫妻，不承认这层关系，谁能领上去了？要打官司，奉陪到底。”
　　调解员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先对双方进行背对背劝说，由于老金去世，有些事情死无对证，原告拿不出有力的证明，其父到底为被告出了多少钱买房，希望他们协商解决此事。
　　原、被告双方见面，老金的儿子金某与于大妈展开了唇枪舌剑。
　　老金的儿子说，“我父亲原先是会计，他做事很认真，老人虽然死无对证，但他确实是付过房钱，不然他不会保存这么多的票据。我当时如果占住这间房子就好了，没想到人家换了锁。”
　　于大妈不依不饶，“老金的工资卡也是孩子们拿的。因为我手抖，不能写字，交房款时他替我签的字，其实，这都是我的钱。我有退休金，我有买房时在银行取钱的记录。难道你们没有吃过我做的包子、饺子？每次老金从我这里走都要带很多干粮。”
　　“我父亲还问我姑姑借过钱，应该是用于购买这套房子。”
　　“有一次，交定金，当时我钱不凑手，你父亲是帮我出了点钱，但没有这么多。如果你给我15万，我愿意把这套房子给了你。”
　　双方争执不下。
　　调解员面对面听完他们表述，又将双方分别进行背靠背开导，将普法宣传、道德教化、情感关怀贯穿于矛盾调解的全过程，劝原告说，“你父亲老金在晚年的时候，有于大妈陪伴，一起唱歌、一起旅游，其实也是很幸福的事情。其实你们也早有耳闻，只是没有把事情明朗化。如果不是因病去世也许会成为一家人。现在老人已经走了，不要再因为此事对簿公堂。因为你们没有充分的证据，能说明老金为此房付出多少资金。最好能协商解决。”
　　于大妈的闺蜜提出，退给原告金某3万元，房子归于大妈所有，双方再无瓜葛。
　　金某反驳说，3万元太少，不够还姑姑的欠款，至少要10万元。
　　于大妈表示，3万元已经是最大的能力范围，否则情愿上法庭。
　　经过劝解，金某愿意降低标准，答应8万元解决。
　　见双方愿意协商解决，但双方资金差距很大，调解员又一次对双方进行劝解。先从金某开始，“于大妈是外地人，这次调解是打了多个电话的结果，如果大妈一走了之，不同意调解，恐怕此事很难处理，希望再降低主张。”终于，金某同意适当减少。回到这边，调解员又劝于大妈，希望她能增加筹码，尽快化解纠纷，于大妈同意拿出5万元给原告。
　　金某给老婆打电话，商议此事，“如果今天拿不到5万元，怕她变卦、反悔，都是60多岁的老人，算了！”在征得家属同意后，双方达成协议，于大妈当天退还金某5万元，双方了结此事。

　　作者系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调解员 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