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驿站上的那人那事》序

　　在山西出生、成长和因工作而暂离山西的人，常常怀有山西意识。在北京大学读过书、任过教的人，常常有燕园意识。在法律界和法学界浸淫的人，往往有法治意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感受过岁月之冶和时代之魅的人，往往有八十年代意识。
　　山西意识是一种融合了对古典的追慕、对风俗的感悟、对生活的怀念、对人的感恩的眷恋式情感，也往往提供一种古今比较的问题意识。之所以形成这一情感和意识，是因为山西作为古地，存留着如同后凋松柏一般韧性的硬件与软件文化，存留着根脉和水源，存留着土地与白雪红椒的美景，存留着生活方式与人群交流中的淳朴浓郁。人世间本来美丑并在，但暂离山西时，回想起来的常常是美好的。这种选择性记忆，固然源于趋乐避苦的乐感文化，但同样基于作为五千年文明标本之山西的熏陶。山西意识的核心，是古典感。
　　燕园意识是一种现实世界对理想世界的回顾与憧憬。平静有时向往壮丽，苦难常常向往快乐，现实的夜晚常常期待着理想的黎明。理想使人不绝望，即使艰辛，人也要营建这样一个理想的世界，确立或附着一个理想式的人甚至物。燕园的意义在于，真实存在于燕园人的经历中，更由于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的校史融合，而收获了博雅塔与未名湖的理想世界现实化的景观。这是一个人们记忆中的青春、书香、思想综合栖居的世界，照耀经历者的后续人生。就像其他学校的人之于珞珈山、歌乐山。中国文化中有着对天与地信仰般崇敬的古老情感。山水和契合山水的景观与建筑，构成了人的家园与寄托。有些金子般的地方构成了理想性的寄托。燕园意识的核心，是理想感。
　　法治意识是一种平衡和信守规则、秩序与自由的觉醒与热爱。法治本应是一种常识，但长期以来并不算常识，可见发现和守护常识反而是一件不寻常的事。这就好像取火和食物加盐也是常识，却是万年历程中人类幸而获得的根本生存之道，扭转了一个人群和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甚至历史进程。法治意识就像骑车或者游泳，后者作为技能，学会就忘不了；前者作为思维和情感，感悟到就不能舍、不会舍、舍不得。法治从一个理性判断，进而成为一个人的直觉，成为一群人、所有人的理性觉醒，成为面向未来的社会准则。法治意识共同体的人具备理性、性情平稳、判断讲求逻辑，既遵循规则，又维护活力秩序，还保持青春朝气般的自由精神。法治意识的核心，是理性感。
　　八十年代意识是一种勇于改革、拥抱世界、迈向现代的奔跑动感。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读大学的那一代人，作为我的前辈，更是尽情呼吸了世界吹来的海潮气息，感受了流行歌曲的诸多启示，饱饮了反思和深思之后的现代思想与现代学术方法的活水。战国争鸣、文艺复兴、五四后的青年跃动是传说，八十年代则是现实，现实让传说栩栩如生、回归现实。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是后来所有大学生的“大师兄”，因为在他们的平凡而不平淡的世界里，感悟开放，也感悟内心所筑起的个体意识、权利意识、现代意识的围城。他们的历史对比感悟最深、个体感与家国感的融合最深、所感知的历史变动感最强、所意识到的使命感最大。在这个意义上，八十年代早已过去，八十年代意识却需要持续呵护和培育。八十年代意识的核心，是现代感。
　　任生林先生作为八十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长期担任省法院法官和省外法学教授的时代奔跑者，恰兼具山西意识、燕园意识、法治意识和八十年代意识，每篇文字都单一或综合地呈现着这四种意识所表达的古典感、理想感、理性感、现代感。他撰写的《法治驿站上的那人那事》成书，嘱我为序，虽不敢当，但不敢辞，乃敬为此序，书我所感，奉为馨香。（作者：西南政法大学研究员、《现代法学》副主编 董彦斌）

（相关内容见B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