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以上，这是晋城中院2019年至2021年每年受理案件数量的一个增幅比例。
　　2019年，33374件；
　　2020年，36177件，比上年增加2803件；
　　2021年，43108件，比上年增加6931件。
　　以这组逐年攀升的数据为参考，晋城中院作出预判：后疫情时代，晋城法院受案数将出现“井喷”之势。
　　据晋城中院审委会专职委员张晓彬介绍，2021年，晋城两级法院员额法官人均结案数185件，仅次于太原，位列全省第二。要知道，无论从经济体量和人口数量，晋城都无法与省城太原相提并论，但结案数排名如此靠前，说明案件数量的基数很大，同时也反映了法官超负荷运转的现实。
　　不过，“井喷”之势并没有出现，反而迎来了拐点。2022年，全市法院的受案数为40430件，比2021年减少了2678件，4年来首次出现了回落。
　　不是“井喷”而是“回落”，难道是法院预判有误？不是预判问题，而是出现了改变受案数的变量，这个变量就是——诉源治理。

厘清定位：党委主抓 法院主推 组团作战

　　晋城有219万人，如果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打官司，法院必然不堪重负。如何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同时满足人民群众多元解纷的现实需求，是晋城两级法院探索诉源治理的初衷。
　　“诉源治理”的命题最初来自法院系统，最后上升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层面。从法院“单枪匹马”地独自应对到27个成员单位“组团作战”，党委和政府对此进行了顶层设计。
　　设计方案的核心是：党委主抓，法院主推，部门协同，构建“源头预防为先、非诉机制挺前、法院裁判终局”的大治理格局。
　　那么，法院在这项系统工程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晋城中院院长张建康认为，从诉源治理场域维度看，有基层治理、诉前解纷、终端诉讼“三大战场”。在“基层治理”层面，法院要主动融入党委和政府领导的诉源治理机制，向纠纷源头防控延伸；在“诉前解纷”层面，法院是主力军，承担着重塑诉讼前端纠纷解决的任务；在“终端诉讼”层面，法院是诉源治理的主战场，是非曲直裁判见分晓。厘清了责任，法院才能在这项系统工程中不越位、不缺位、有作为。

横向拓展：扩大“朋友圈” 画好“同心圆”

　　2022年12月22日，晋城中院与晋城市税务局联合出台《关于企业破产程序税收债权申报与企业破产涉税事项办理相关问题的实施意见（试行）》，这是部门协同的一个实质性文件。
　　破产涉税事项处理一直是破产审判中的重点和难点。晋城中院对破产涉税处理进行大胆探索，形成了法院、税务机关、破产管理人三方密切配合的破产涉税事项办理机制，共解破产案件涉税难题。
　　在“法院+税务”之前，晋城中院已经依托晋城市《多元化解矛盾纠纷实施方案》和《多元化解矛盾纠纷任务分解》两个框架性文件，与重点部门、社会团体构建了“法院+劳动争议”“法院+知识产权”“法院+婚姻家庭”“法院+金融保险”“法院+价格争议”等十几项联合化解纠纷的机制。
　　晋城中院立案庭庭长郑金坤说，自2020年始，由市委政法委以及公检法司工青妇等27个部门共同组成社会矛盾化解专项组（后该机构改为社会矛盾化解联席会议），目的就是整合各方资源，助推基层治理现代化。27家成员单位联合制定了《多元化解矛盾纠纷实施方案及任务分解》，各负其责、多方联动、齐抓共管。专项组定期研究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增进共识，形成合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运行，聚焦矛盾纠纷源头预防，自上而下疏通基层解纷的毛细血管。
　　2022年7月，晋城中院牵头的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得分99.5分，位居全省第一。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晋城诉源治理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化解矛盾纠纷的途径也越来越多，大家同向发力，同频治理，架设了诉源治理的“高速路”。

纵向延伸：前端化解 “止于未讼”

　　“自从煤矿开工后，我们的房子都裂了缝，随时都可能房倒屋塌，我们都不敢住，政府要帮我们解决安置住房和损失赔偿问题。”3月初，40余名老人到沁水县嘉峰镇政府反映问题。他们说，此前，曾多次与煤矿协商，都没有结果，万般无奈，才到政府寻求帮助。
　　为避免发生群体性信访事件，嘉峰镇政府立即启动“三长会商”机制，由嘉峰法庭的法官出面，将老人们邀请到“树理调解室”。法庭庭长、派出所所长、司法所所长对案件进行诉前研判，组织当事人、村委、矿方，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最终形成了安全隐患排查由矿方负责，群众安全撤离由村委协调，矛盾纠纷处置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先行调解，综合治理维稳由派出所介入，法律专业问题由法庭把关。3月14日，在嘉峰法庭见证下，双方签署了调解协议，由矿方按相应标准支付补偿费用，并当场履行。
　　最高法院张军院长强调：“老百姓到法院是为了解决问题的，绝不是来‘走程序’的。”
　　晋城两级法院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大格局，向纠纷产生的源头和前端延伸，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一方面“走出去”，融入地方综治中心、市域治理中心、矛盾调解中心，在派出法庭、乡镇村委、街道社区设立调解工作室、法治营商环境共建点、法治社区共建点，全市设立了160个基层社会治理点，充分运用“三长会商”机制，探索诉前过滤易解纠纷的诉源治理模式。一方面“请进来”，选任特邀调解员、村级调解员、驻村镇值班律师，以及派出所、司法所、劳保所、国土所等驻乡镇联治单位的工作人员和社会各界人士等多元主体集结法庭，实现矛盾纠纷一窗受理、全程跟踪、协调化解。
　　司法资源下沉一线，司法服务零距离对接，形成了合力解纷“一盘棋”。

打造主场：诉前“分洪” “化讼止争”

　　源头治理，不是阻断，而是分流。那些在基层化解不了的矛盾，仍然要进入司法程序，通过审判来解决。
　　从诉讼成本和诉讼效果看，相较于非诉方式，诉讼解纷越往后端，时间金钱成本越高，程序就越复杂。诉讼需要举证，证据不足可能“有理输了官司”；如果打赢了官司，又有可能输了情分；到了执行这一步，遇上“老赖”，有可能变成一张法律白条。这样一个程序下来，当事人所要承担的风险远远超过诉讼所得。有人粗略地算了一下，一个100万的房屋买卖纠纷，一审诉讼费需要13800元，律师费一般在1-2万元，一审需要3至6个月，二审需要1至3个月，等到了执行环节，程序时长就不能估量了。
　　从法院层面看，如果案件全部进入诉讼程序，法官的工作量会大幅增加。而且民事案件一般是邻里纠纷、婚姻继承纠纷，上了法庭，亲人、邻里变成仇家，即使案件判了，亲情也不复存在。
　　所以说，诉讼是化解矛盾的必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那么，法院如何想群众之所想，回应百姓的期盼呢？
　　晋城两级法院对这些案件进行“分洪”——建立诉前调解专业团队。对于案情简单、有调解意愿的，借助联动力量，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免费调解、快速结案，化解案件于诉讼之外；对于案情复杂、很难用调解方式解决的，线上转入立案程序，通过司法审判裁定是非。
　　目前，全市六个基层法院都建立了诉前调解中心，邀请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170个调解组织和428名调解员入驻晋城多元解纷平台。
　　多元解纷已经成为基层化解矛盾的首选方式。2022年，全市法院受理诉前调解案件11214件，同比增长9.5%，调解成功7329件，成功率达65.35%，全年受理案件首次回落。2023年全市法院受理诉前调解案件6138件，调解成功4419件，成功率达72%。晋城的诉前调解模式受到省高院的充分肯定，省内外兄弟法院纷纷到晋城学习取经。

能动司法：办理一案 治理一片

　　2022年8月，刘某给晋城某科技公司缴了教师编考试培训费，约定“笔试不过，全额退费”。2023年2月教师考试成绩公布后，刘某未通过笔试，向培训机构提出退费申请，但对方屡屡延迟退款期限。刘某遂起诉至城区法院，要求对方退还预收款22300元。
　　城区法院把这个案件转到诉前调解中心，先进行免费调解，调解员找到科技公司负责人，用《民法典》讲法理，用换位思考讲情理，最终被告同意返还预收款，但因资金周转困难，双方达成分期还款协议，并申请司法确认。
　　无独有偶，陈女士给自己的孩子报了一个培训班，缴了4298元培训费后，培训机构先是频繁更换老师，后又关门落锁，电话联系负责人，负责人以“钱没交给我，你把钱给谁了跟谁要”为理由拒不退还。
　　案件也来到诉前调解中心，因被告不同意调解，陈女士的案件自动转入了诉讼程序。法官审理案件时，秉承“案结事了”的解纷理念，再次组织调解，厘清培训机构委托合同纠纷的责任承担，最终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由培训机构分期返还预收款。
　　两起案件均在城区法院成功调解。调解员在调查中发现，刘某、陈某的情况并非个例，城区法院根据同类案件增多、当事人诉求强烈的实际，坚持能动司法，延伸调解触角，抓前端、治未病，城区法院向城区教育科技局、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区税务局、城区文化和旅游局、中国人民银行晋城市中心支行共同发出全省首份诉源治理“靶向式”司法建议，建议落实预收款日常监管、实施预收款风险管控、开展教育从业宣传、注重纠纷联动调处，切实守好消费者的“钱袋子”，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社会效果。
　　全市6个调解中心举一反三，在各自的领域内因地制宜，创新诉源治理模式，走出了一条“能调尽调，当判则判，诉调衔接，一站解纷”的治理之路。老百姓在这里感受了“零成本”“高效率”“方便快捷”的诸多好处。
　　法官的感受更直接：诉源治理4年来，形成了以源头预防、非诉化解、诉讼断后的“全链条”闭环式诉源治理新机制，诉源治理体系建设的成效已逐步显现。2022年，晋城全市两级法官人均办理案件数从2021年的226件，下降为185件，同比下降18.14%。
　　诉源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社会治理领域一场深刻的变革，晋城法院将以改革的精神、系统的思维、务实的举措，主动融入社会治理，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在深化和发展“枫桥经验”的道路上展示法院力量。

摘自《太行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