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的历史由来已久。我国是世界上使用货币最早的国家之一。从可见文献记载，至今最少已有三千六百多年的历史。
　　从已知的钱币史研究资料看，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期，就已经在使用实物货币进行交易了。当时，最常见的货币是自然海贝壳，称为贝化（货），以朋为计算单位。后来，自然海贝壳来源不足，逐渐出现了骨、石、珧（蚌壳）等人工仿制贝币。随着冶炼金属技术的发展，金属货币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金属铸币取代贝等实物货币的地位，成为当时普遍流通的货币。自此，金属铸币成为我国古代货币的主体。
　　山西是中华历史文明最重要的组成之一，也是全国闻名的文物大省，在整个中华民族文明繁衍生息、繁荣发展历史长河的各个阶段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存在。在货币的发展史上也是一样。山西发现发掘、遗存至今的大量文物，已经成为我国文物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朝历代的古货币在山西各地屡屡出土，时代跨度大、数量多，代表性十分广泛，是我国政治经济历史军事研究，包括货币史、钱币史等诸多领域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资料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后，山西已经在近60个县市、近100处发现出土了70万枚古钱币。先秦时期的空首币、平首布币、刀币、圜币等珍贵货币就达3万多枚，其中大多数是以山西为主体的晋与“三晋”流通的货币。出土的方孔圆钱，也超过了8万枚。同时，还发现、发掘清理出土了各种铸造货币作坊遗迹和大量的铸钱陶范、范芯等，涵盖了多个不同历史时期。货币铸量庞大，型制多样，铸地广泛，流通领域广大，铸币作坊规模宏伟，钱范数量更是难于估量。

（一）早期货币的印记

　　在山西博物院《方圆世界》展厅，处处可见货币在山西的印记。前几幅图片，就清晰的展示了早期货币的印记概况，出土的多种实物贝币。其中，展示的三千六百多年前商代的贝币，就有着非常典型的代表意义。
　　有关资料显示，仅1959年至1988年间，山西就在侯马、灵石、洪洞、保德四个县市五处商、西周古墓葬中，发掘清理出土了300多枚早期的实物货币——自然海贝。山西博物院陈列的展品中，就有山西洪洞县坊堆出土的，公元前1046——前771年西周时期，作为货币使用的的部分海贝实物。
　　货币是历史性的东西，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随着生产和交换的发展，自发演变形成。最初是以物易物，充当货币的是一般商品。后来，商品生产发展，交换范围和交换规模逐步扩大，物与物的交换不能适应人们经济活动的需要，逐渐从众多的商品中分离出一种或几种固定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特殊商品。这些特殊的商品就成了货币。
　　曾经充当过一般等价物或者说早期货币的商品很多。牲畜、粮食、玉、刀、铲、弓、箭、皮、布帛、贝、铜块等等，都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使用过。使用过程中，大件的、不便携带的、不便计量的、容易毁损的，便逐步被淘汰。换之于小巧的、便于携带的、不易毁损的、便于计量的。逐渐的，贝便走上了最前沿，成了最早的货币。
　　有关文献和考古资料及出土文物，特别是青铜器的铭文记载，商代甲骨文与金文中都可见到“贝”字及“贝”的印记。贝在商周时期已经成为最具代表性的物品交换媒介。铭文显示，帝王赏赐的物品中，贝也最常见。
　　可见的西周铭文中，有不少关于贝的记载。贝的计数单位是“朋”。其中，多见赐贝的记载，有几朋、十几朋、几十朋、百朋等。山西博物院院藏义尊上，就明确记载有周武王时期赐贝的情况。
　　古代中国，当作货币使用最普遍的是齿贝。齿贝，作为货币使用的年代、范围最广，又被称为“货贝”，甚至“宝贝”。因其特殊商品的作用，汉字中众多与财富有关的文字中便出现了“贝”的组成部分。如，贫、贵、贱、贪、赏、货、财、赐、贡、贺等等。

（二）金属货币的印记

　　最早的金属货币一般分为两种，铜铸币和金饼。铜铸币，形式较多，广泛使用。金饼是由黄金铸成。
　　历史上，金属货币的存在和使用，在山西的印记也一样非常深刻。在山西博物院“方圆世界”展出的实物中，山西出土的金属实物货币非常丰富。
　　铜铸币由最初的实物——铜块转化而来。大体分四类，布币、刀币、环币和蚁鼻钱。因流通区域的不同而不同，形成了以布币、刀币、圜钱、楚币为代表的先秦时期四大货币体系。
　　布币的前身是一种铲形工具，也叫“镈”“钱”。脱胎于古代的工具“镈”“钱”。“镈”“钱”，形状、功用接近。镈、钱样式的货币，统称为布币。从钱而来的布币，肩平足钝，称为平足布。从镈而来的布币，肩略高、足略尖，称为尖足布。布币还有空首布一说，因其上首空圆、较长得名。后来，又出现了上首平而实的布币，平首布。
　　布币的使用，大致自西周起到战国止。
　　刀币形状象刀，由古代叫铜削的渔猎工具变化而来。刀币有大小两种，俗称大刀、小刀。
　　在布币、刀币基础上，后来又出现了环币。环币的形状已和刀币、布币完全不同，其形状圆圆的，中有圆孔，称为圆钱。
　　环钱由纺织工具中的纺轮演变而来。最早期的纺轮由石头磨制而成。中间钻孔，插入木棒，用手转动，纺绕丝麻。后改用陶制、铜制。铜制纺轮是环币的前身，两者形状、大小基本相同。
　　环币中间有孔可以穿绳，圆形不易折断，逐渐成为更受欢迎的货币，取代了布币和刀币。
　　战国时期，环币已经成为普遍使用的货币。
　　战国时期的货币单位已经分成等级。尖足布、方足布、圆足布都有大小两种。布币、刀币、环币，主要在中国北方流通。
　　春秋战国时期流通的多种型制的布币、刀币、圜钱，在山西都有大量存世。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汉代至清代各个王朝时期的钱币山西应有尽有。山西存世的古代货币，币材包罗万象，各种金属铸币琳琅满目。低金属铸制的铜币、铁币、锡币都有，贵金属铸制的金币、银币也都有。相当多的货币实物，都是稀世珍宝。
　　资料显示，1959年至1995年间，山西在西侯马、寿阳、运城、稷山、太原、翼城、榆次七个县市八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和钱窖中，发掘清理出土了晋国不同型制的空首布币1300多枚。由空首布币发展来的平首布币，是春秋晚期之战国时期韩、赵、魏的主要流通货币。平首布币，1050年至1990年间，在山西39县市49处也清理出土了28100多枚。
　　铸有铸币城邑邯郸等名字的“直刀”——赵国仿燕国货币“明”字刀币，1935年也在太原出土过。当时，共清理出土了7枚，分别是“晋化”“晋阳化”“晋阳亲（新）化”“晋半”四品。近几十年出土的更多，仅赵国刀币就有100多枚，燕国“明”字刀币250多枚。
　　铸行时代较晚的，战国晚期魏国的圆形圆孔圜钱，在山西也有不少出土。仅1973年至1982年间，在山西的四个县市五处就发掘出土了705枚。按面文不同，有“共”“垣”“共屯赤金”三品。
　　圆形方孔秦国“半两钱”，在山西也有出土。1982年至1984年间，在山西的5各县市5出发掘清理出土620多枚。
　　圆形方孔钱，起始于战国中期秦惠文王初铸的“半两”钱。秦统一六国以后，统一货币，成为唯一的金属铸币。这种金属铸币形式，一直沿用至清末民国初。其后，两千三百多年，无论朝代如何变化，钱文的名称如何变化，这种金属铸币的型制始终没有变化。
　　这样型制的金属铸币，在山西发掘出土的更多。可见资料显示，从汉代至清末的各样各类圆形方孔钱，至少已经在山西19各县市20多处古墓葬和钱窖发掘出土过超过50万枚，品类超过100种，涵盖了20多个朝代。
　　史书记载，汉代自发行五铢钱后，钱币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使用，流通的渠道更多，流通的范围更广了。汉以前，官府的官吏薪俸，都是以谷和粟等实物支付。西汉时，名义上是多少石，实际发付时，有的发一半谷粟、一半铜钱，有的则完全发钱。东汉时，名义上也已改为一半钱、一半谷粟。钱币的用处更加凸显，人们对钱币的追求也更加强烈。汉代钱范上，很多能够看到“日入千金”“日入千万”“大利千万”等字样。这些，从另一个侧面也对钱币的作用有所映衬。及至后来，钱币使用范围越来越广，用来赏赐、借贷、税捐、薪俸、租金、贿赂、诊费、学费、文稿酬金等越来越普遍，作用越来越大，人们的认知也更加深刻。
　　外圆内方的钱形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和流通，民间对其认知已经上升扩展到了更多的层面和角度。其中，也包含了人们对货币、对“钱”的作用的认识，包括负面的。如“有钱能使鬼推磨”等认知，“孔方兄”的称呼也逐渐出现并沿用至今。
　　贵金属金银铸币，在山西发掘出土的也不少。资料显示，1961年至1988年间，仅在山西5个县市6处发掘出土就达2020枚。汉代饼形金币，唐代金铤，北齐的“常平五铢”包金钱，宋代的“淳化元宝”“政和通宝”“宣和元宝”，明代的金锭，清代钱庄票号自铸的金条金砖，都有一定数量发掘存世。这些，山西博物院多有展出。
　　不仅如此，山西还有不少中外商贸往来见证的外国银币存世。1987年，在山西左权县，和隋朝300枚“五铢”钱一起出土了一枚波斯萨珊王银币。其后，太原、大同也先后出土了同类银币。波斯银币和隋五铢钱同时存在，同一处同时出土，是山西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就已经和波斯等国往来和商贸交流的有力例证。

（三）纸币的印记

　　纸币在山西也有较深较早的印记。目前看，多在元、明时期。
　　人们都知道近代山西商业兴盛，山西商人纵横天下，声名远扬。盛于清，先经商、后金融。开发汇兑业，钱庄票号云聚，兴旺发达。晋商、西商、山贾说的都是山西商人，俗称“山西帮”。孰不知，晋商的形成更早。有关资料显示，晋商早在宋代就已经开始形成，明代已“富于新安（指安徽）”了。
　　山西造纸业的历史也很悠久，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就已经声名远扬，明清时期造纸业依然是山西重要的手工业之一。钱庄票号的票帖多用山西自产纸张。目前，存世的纸币、票帖都有，一些还是珍品。
　　纸币在山西最重大的考古发现，是1986年在山西定襄发现的元代纸币——至元通行宝钞和中统元宝交钞。这两件纸币是山西首次重大发现，中统钞是继陕西咸阳之后我国的第二次新发现。两件元代纸币，都是在山西定襄县一处山崖洞穴中发现的。
　　至元通行宝钞，是忽必烈的年号币。钞面文字分上中下三部分，分别印有“至元通行宝钞”、“贰贯”、八思巴竖书“至元宝钞”“诸路通行”等字，并注有“奏准印造至元宝钞宣科差发内并行收受不限年月诸路通行”等，还有“伪造者处死首告者赏银五锭”等字样。
　　中统元宝交钞，也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年号币。印有诸如“中统元宝交钞”“壹贯文者”“中统元宝”“诸路通行”“中书省”“中书省提举司”等字，背面铃及“至正印造元宝交钞”方印。
　　明代钞币名称一直使用“大明通行宝钞”，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八年（1375年）起印制，终明一朝，一直使用洪武一个年号，没有改变，这在我国纸币史上也是唯一的。“大明通行宝钞”在山西省内存世较多，各地都有。山西博物院、山西省钱币学会、太原市钱币学会、崇善寺及各地相关文物单位均有收藏，民间业余爱好者收藏也不少。
　　1974年，山西还在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发现了明永乐二十年（1422年）的钞发布告。这一钞发布告是明代维护钞法的公告，也是纸币在山西印记中最为珍贵的钞法实物。公告书27行，计276字。内容大致是：洪武年间钞法流通不分新旧昬软，一般使用军民十分便当。如今街市上做买卖的有等泼皮无藉之徒，不肯接钞及有接钞的只接新钞。拒收昬软旧钞，造成了阻滞钞法，好生无礼。都察院便出榜晓瑜众人，新旧昬软钞贯要一般使用，不许阻滞。敢有违者所在有司拿问。重者处死，户下追钞，全家发边充军。若有因行钞法将铺面关闭不做买卖和倚恃钞法于街面并客商强买强卖的拿住都一般治罪不饶。布告由“山西等处提刑按察司奉都察院为钞法事永乐二十年九月十五日本院左都御史刘观同户部等衙门官于丰田门圣旨”公布。极其珍贵。
　　清朝通用的两种纸币，都是1853年咸丰三年印发，分别是银票（户部官票）和钱钞（大清宝钞）。银票以银两为单位，面额分一两、三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五种。钱钞以制钱为单位，面额初为二百五十文、五百文、一千文、一千五百文、两千文五种，后又增加五千文、十千文、五十千文、百千文四种。这两种纸币，在山西都有钞币实物，太原市南十方寺院就藏有一件千文大清宝钞。（未完待续）

李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