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珍集》收集了我30多年来所写的部分文章。我是记者出身，然而，对出书、编书却情有独钟。这些年，我和同事出版了《明日黄花》《李双良的故事》及《寻访傅山的足迹》等新闻集子，还编辑了“启航文丛”“记者文丛”“小记者作品集”等三套丛书，共计20余册。如今，欲将这些类似于文学的东西汇集成册，我是颇为纠结的，心情也有些复杂。因为，我见证过许多书籍甫一出版就进了废品收购站的悲惨命运。
　　1995年，我和一位同事结集出版的新闻通讯集《明日黄花》其书名取意于苏东坡的诗句“明日黄花蝶也愁”。我担心的是，蝴蝶见了《自珍集》，是不是也会愁上眉头呢？
　　去年七月，我们大学同学在忻州北合索温泉度假村聚会后，在系列“美篇”的基础上，我和毛力丁、王世瑾等同学开始策划太原师专文七班毕业40周年纪念文集《岁月》。两个多月后，《岁月》问世，赞誉不断，好评如潮，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同时，一种自信与一种自豪油然而生。于是，有了编辑出版《自珍集》的想法。我想，鸡肋也好，敝帚也罢，《自珍集》里所收的六十余篇文章，毕竟是自家的心血凝成的东西。2017年，我准备出书，和陶厚敏总编说了我的想法。没有几天功夫，陶总编为我撰写的《不打不相识》就出现在我的案头。遗憾的是，陶总编已无法看到《自珍集》了。2018年立春那天，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也许，他为我写的序言《不打不相识》是他最后的遗墨。
　　来报社前，陶总编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他曾为胡耀邦写过讲话稿。1984年初，为了《太原日报》小报改大报，他受时任太原市委书记王建功的邀请，来到太原日报社工作。第二年，我考进报社。刚见到他，我毕恭毕敬喊他“陶总”。他不让，坚决地说，“喊职务干什么？以后喊我老陶就行了”。从此，我当他的面就喊他“老陶”，而在背后始终称其为“陶总”或“陶老师”。我和老陶是忘年交，他比我大三十岁。他帮我修改论文，经常在电话中谈想法、提建议。两次撰文，为小记者队伍鼓与呼，并多次给我分管的太原晚报阳光天小记者举办讲座。他对我帮助很多，影响很大。2017年，陶总为我撰写的序言《不打不相识》在网上发表后，反响强烈，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网友折服于陶总的文笔和见识。我也为自己有这样的忘年交而骄傲。这些年，我一直往前走着，总怕辜负了陶厚敏等前辈的殷切期望。
　　《写在前面的话》的作者是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先生。他是我多年的朋友。我非常喜欢他的《旧人旧事》《教授当年》和《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等著作。早年，谢泳在山西作协工作时很刻苦。1997年10月4日，送我《学人今昔》时，他对我说：“你们记者比我们强，没有生活压力。我每个月工资只有400多块，不写稿就没有饭吃。”多少年过去了，谢泳的话让我记忆犹新。那天，看了谢泳为《自珍集》撰写的序言，我很高兴。当即在微信中对谢泳说：“谢谢你的谬赞。回太原后一起喝酒。”他回答：“一定！”
　　敝帚千金。敝帚自珍。看了这两个成语，大家也就明白了我把书取名《自珍集》的涵义了。但愿读者见了，能够喜欢，还不至于愁上眉头吧。
　　本书的出版叨扰了我的一些大学同学。他们赶来捧场，给足了我面子。他们的锦绣文字，给本书增了光添了彩，我怎能不欣欣然呢？老同学郭天保挥笔为《自珍集》的封面题了字。老同学王学兰、王湄先后点评了我的诗歌。那些天，老同学牟琳琪正陪着老母亲和姨姨在海南游玩。她一边看大海、看椰子树，一边看《自珍集》的校样。本书共有五篇后记，除我的一篇外，其它四篇的作者分别是我的老同学毛力丁、王世瑾、王学兰和王瑞玺。毛力丁和王学兰既是后记的撰写者，也是《自珍集》的把关人。他们自掏腰包，将《自珍集》的电子版打印成纸质版，进行校正。毛力丁多次和我一道去18公里以外的设计公司，确定装帧设计方案，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将《自珍集》又校对了一遍。《自珍集》付梓在即，我首先想到的是老同学和朋友们在出书过程中的种种鼓励和帮助。多少次，我坐在书房，静静地想：退休了，去哪里能寻得这么多的温暖、这么多的温馨呢？

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