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安桥

　　1980年夏天，我从焦作市第一中学高中毕业。
　　高考成绩公布后，我们班男生超过当年大学录取分数线的有四个人：杨柏榕、刘承国、王平友和我，都是关系不错的同学。在填报择校志愿书那天，我们四个到学校完成填报后，结伴离校。途中，柏榕提议：“以后要各奔东西了，我们去照张合影做个留念吧？”大家都赞成。一张在中学阶段分手前的合影由此诞生，距今整整44年了。
　　这是一张只有四寸大的黑白照片。摄影师讲，这是照清楚四人面容的最小尺寸了。可能是刘承国付的费。柏榕当时还要求在照片上题字：“一中八〇届大学生留影”。我们对这几个字能否兑现，没有一个人想过，因此闹了后来的笑话。
　　那时我们四人的年纪小的16岁，大的17岁。穿得都是白衬衣，留着短发，只有刘承国已经戴上眼镜了。我个头最高，杨柏榕次之，刘承国和王平友比我们两个低。摄影师安排我和柏榕坐在前排，承国站在我和柏榕后排中间，平友站在我身后偏左一点。这样前排都最大限度地避免遮挡后排，也便于坐着的和站着的人都恰当地取景上半身。一张个个满脸稚气却表情肃静，睁眼正视前方的影像，永远固定在这一历史时刻。
　　录取通知书发放了。巴掌大的小纸片：“某某同学你被哪个学校哪个系录取，请你在几月几日至几日持此证来校报到。某某学校招生办公室。”笑话此时发生了。王平友填报的几个学校和专业录取线，超过填报志愿时的预判。河南省警察学校看到他的成绩很高，发个提前录取书。当时河南警校属于中专（现在升格为大学了），平友迫切上大学的愿望落空了。结果是，柏榕去了北京，我去了安阳，承国去了开封，上了各自申报的大学。平友无奈去了郑州。平友因为照片上的那几个字，怕同学嘲笑，不让别人看，还反对我们把照片给别人看。他愤愤地对柏榕说：“就你爱逞能，非得写上这几个字！”柏榕反驳：“你才爱逞能，非要报那么高门槛的学校。”小拌嘴不影响友情。
　　大学毕业后，柏榕留在北京，到中央党刊《红旗》杂志工作。我、承国回焦作市工作，平友毕业早于我们，已到本市公安局工作。在焦作工作几年后，我调到新乡市工作。这样，我们四个人分处三地，虽然交往从未中断，在那张合影后没有一次机遇，能把四个人同时汇聚一起。这张合影就成了珍藏在我们心中，不断见证和促进友情的影像。有了微信后，我和柏榕都不约而同地把这张照片用手机翻拍下来，分别传给其他三位。
　　今年11月，柏榕从北京回家乡探亲。他提出，由他做东，请承国找个好饭店，召集还保持交往的高中同学相聚一次。承国要通知我，柏榕起初不同意，不想为一次饭局让我在百里之距的两个城市间往返折腾。好在承国反复提及，他终于同意了。那天傍晚时分，四个人终于在焦作一家宽敞干净的粤菜馆聚齐了。
　　就餐过程中，我突然想起这张合影存在我手机相册里，顺便发给在座的杨、刘、王和另外两个同班同学。这下可热闹了。又是柏榕提议：严格依照着原来的座次构图、取景，照张四人新合影。于是，大家停止就餐，搬椅子，调灯光，换背景，摆坐姿，调表情，反复拍照对比，全然把桌上味美的粤菜、香醇的美酒都忘记了。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直到有了四个人都满意的一张新合影。这时大家才回到餐桌，话更多了，酒兴浓了，菜下得快了。
　　这次聚会还有一段小插曲，就是我早一点悄然把饭费结了。柏榕也想独自早点付款时，我跟出门外，小声告诉了他。他埋怨我，向大家宣布我不守信用。之后，他不动声色用微信给我转两千元，也知道我不会收，就借口看我是什么牌手机，要替我点收。他看到显示屏要求输入密码，只好摇摇头，自嘲一番，还回手机。我也对他做个老鬼脸。明白了怎么回事，大家哄堂大笑。当过公安局局长的王平友说：“柏榕，你以为能很快写出文章，就能轻松地骗过老道的法官？”
　　餐桌的氛围因此更活跃，更热烈了。若不是我要赶晚班列车回新乡，这场饭局要持续更久。
　　在返回的列车上，我把两张照片反复观看。这些年间我们四人交往的不少旧事，纷纷涌上心头，感到格外温馨。
　　高中分别后，我们在忙碌学业和工作的同时，也忘不了彼此思念和问候。他们早年寄给我的那些信件和明信片还保存至今。
　　上大学时，我们打不起长途电话，宿舍里也没有电话，全靠通信联系。发出一封信，两周左右对方才能收到。我在没时间同柏榕沟通的情况下，曾写字条介绍我的同学去北大找他提供免费住宿。他把这位同学安排在自己的宿舍铺位，自己不知道去哪里凑合了几天。我后来也带着其他同学去北京大学，同样住在他的寝室，吃在他们的学生食堂。他带着我环绕在中秋明媚月光下的未名湖畔，散步谈心直到月明星稀。还陪我到天安门、颐和园观光。
　　工作后，读书写作成为柏榕主要的工作和生活内容。
　　我几次到北京学习培训，都到他的单位深谈和就餐。每次他都会推荐并赠送几本名人书籍，让我感到物质和精神都有所收获。
　　在写作上，我俩也时常交流所感。我的文章寄给他，他会直言提出些批评建议，比如不要用文言文来写作，注意思想感情的分寸把握，牢记精炼和贯穿文章的主线等等。我都觉得有道理，不断吸收他的指导意见。在我的反复邀请下，柏榕专程到新乡玩了一次。我带他去欣赏南太行深处的壮美河山，一路同赏美景，又天南海北倾心交谈，都快乐不已。
　　承国和平友都在焦作工作，见面自然要多些。承国家庭条件好，有自己单独的住房，我经常去喝酒聊天。一次看到他书架上有一些法律方面的书籍，顿感兴趣，借去阅读，利用业余时间系统地学起法律。后来，我从一名中学教师转行为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承国的那些法律图书，无疑是令我转身跨界的知识起点。
　　平友呢，知道我要从郊区中学调回市里时专门去接我。当时雨后的土路泥泞不堪，偏偏我的破旧自行车途中出了故障，一时进退两难。平友领我拐到马村区他哥哥那里，借来工具帮我修好车子。平友结婚那天，我、刘承国和几个要好的同学骑自行车，到他焦作山里老家去祝贺。沿着崎岖的山路，吃力地骑着骑着，路况逐渐变得只能扛着自行车，翻山越岭，靠迎亲鞭炮声的指引，才找到了他的老家。
　　这两张合影让外人观看，除了对四个人，由十六七岁不及加冠的朝气青年，中间空白无物，瞬间变为花甲之汉，发出岁月弹指而过的感慨外，可能不会有更多内容的解读了。
　　在我看来，这两张照片犹如四人同时汇聚到一个人生站点时，所获得的时光车票。上世纪焦作那个照相馆，是第一个站点，我们获取标志开始人生新旅程的第一张时光车票，由此各奔东西。2024年，我们又在第二个站点这家粤菜馆相约而聚，为自己制作了第二张时光车票之后重聚又散。这两个人生站点间，由一条众多往事编成的时光轨道贯通连接，期间有不少快乐、真诚和友爱。现在，我们四人又奔向下一个不知何时何处才能重逢的人生站点……
　　作者曾任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支队长、审监庭长、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等职。有数量不菲的诗文、专业论文、调查报告在国家、省级报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