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文献名邦科名坊争议补笔

引言

　　《也蹭蹭科名坊“衡”“衝”争议的热点》（下文简称《也蹭热点》），从语言形式的角度出发，说明了争议发生的内在原因。也从语言学角度分析了“衡heng”“衝chong（同‘冲’）”选择之优劣。
　　在《平定民俗》平台发表后，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有点赞的，当然更有反对的，以《答延俊荣教授：“衡繁”一词，在有清一朝或许没有存在过》为代表，（下称《答文》），当然还有借大平台数据给打分的。
　　无论如何，热点是蹭到了。但对大家的关注、专家学者们通过Deepseek或豆包等大数据平台所找到的例证，笔者必须用实际行动表达感谢，再蹭一把热点。
　　开蹭之前，先说明两点：一、“衡”“衝”的争议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甚至夸张地说，就是个语言学的问题；二、为了突出“衡”“衝”的差异，除特别需要外，用“冲”代替“衝”。

语言交际有规须依

　　《答文》一再强调：“在明清的地方治理和行政区划中，‘衝繁疲难’是重要的划分标准和术语。‘冲繁’表示地理形胜，或指称交通要道，重点强调地埋位置的重要。”这不能不说是与周璧先生《迁址重建“文献名邦”坊书后》（以下简称《碑记》）“‘衝繁’旧时多用‘冲繁’，系表述地域之形胜”的观点相同或相似。
　　但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成功的交际是双方的协作共鸣，是共同努力的结果。而要想成功地实施交际，交际双方需要共同遵守交际的合作原则。
　　而事物是多面的、复杂的，如“平定”既是一个地理位置，也是一个行政区划，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体，政治经济文化、风土习俗人情，不一而足。而“衡”“冲”说穿了就是与“平定”“科名坊”相关性程度高低的问题。
　　这还得从“科名坊”建立的缘起开始。史载嘉庆12年，即1807年，平定生员取得省考大捷，一举考取15名，且有李绳宗高中解元。平定的教育名声大振，震动州城。因为在当时，全省考取的总数也只有60多个。时隔4年，平定来了新知州，江南才子吴安祖。“新官上任三把火”，竖起“科名坊”，立于平定县城西关的通京要道黑砂岭。
　　“科名坊”四柱三门，额题“文献名邦”，百姓俗称“文献名邦坊”，上有楹联“科名焜耀无双地，冠盖衡繁第一州”。其中的“文献”多义，既可指典籍，又可指人才，因为“献”可通“贤”。因位“科名坊”上，故取其人才之义。整合起来，“文献名邦”就是“文化积淀深厚、人才济济、声名远播的地方”。
　　如果说“科名坊”是一个人的话，额便是头，四柱则是身体。犹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额题“文献名邦”为其眼睛，楹联则为左膀右臂。二者相互支撑，又相互制衡。如果说“科名坊”是一篇文章的话，额题便是标题，楹联则为文章主体。
　　换言之，楹联内容应与“科名”“人才”“文化积淀”等相关。上联“科名焜耀无双地”言说人才济济，下联“冠盖衡繁第一州”表述人才济济带来的结果，上下联回答何为“文献名邦”。其关联程度高是不言自明的。
　　与此相反，“冲繁”重点说明地理位置的重要，与“文献名邦”距离较远。纵使相关，中国之大，“文献名邦”何止平定？上联“科名焜耀无双地”虽表别处也非不可，尚为可用，但“冠盖冲繁第一州”就得大打折扣。
　　不否认《答文》所言：“平定自古有‘晋东门户’‘晋冀咽喉’之称”。但平定境内，最大关隘娘子关，也仅为天下第九关。
　　也不否认《答文》及其同道所给例证，但“冠盖冲繁”主要描述“扬州”“苏州”，与他们相比，平定恐难再称“第一州”！
　　不难看出，“冲繁”不仅违犯了关联准则，还违犯了“质准则即所述内容应该真实、有根据！”
　　如此这般，不得不再问一次：如果吴知州当时写下的是“冠盖冲繁第一州”，并“在士商官宦必经之处建立牌坊示众”，他真的做好“任人品评质疑的心理准备”了吗？

文学语言也是语言

　　当然《答文》说道：这“实际上忽视了楹联语言的艺术性和灵活性”。
　　但不容否认的是，楹联是语言的使用，也是一种语言交际，而是语言交际就得遵守语言交际的合作原则。
　　《答文》又说“楹联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往往运用夸张、象征等手法来表达情感和意义。‘第一州’在吴安祖笔下，更多的是一种文学性的表达”。
　　但不得不说的是，当李白写出“白发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时，那是夸张，因为其中的“三千丈”“大如席”，“明显超越客观真实性”“不引起误解”。但“第一州”并不具有这样的属性，实难理解为夸张。
　　再看“衡”“繁”，则是对“其衡宇相接，则生齿之繁衍也”其中字眼的妙用。妙在何处？
　　首先，郭守祥先生在给王世茂先生的留言中提到：“这段文史记述，非常有力地给‘衡’‘衝’之争作了回答。”
　　其次，它道出了文脉逻辑。郭守祥先生说：“吴知州引用前任的这段文字，恰恰揭示了，在通京驿道津要处为平定题写‘文献名邦’，绝非一时兴起的称誉，而是对平定文脉传承的高度概括。”
　　对此《答文》表示赞同，只不过换成“吴安祖建科名坊，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某一次科考成绩，更是对平定长期以来文化底蕴和教育成就的一种肯定，以及对未来发展的无限期许”。
　　再次，文脉传承自有逻辑。但从“承接”“传下去”可以看出“传”与“承”并不完全等价。以笔者之心度古人之腹，当吴知州写下这副楹联时，表面上是在写文化的积淀，是在写对前任的认可，但这只是联内之意。
　　自贾谊《吊屈原赋》后，中国文人便有一种做法，借别人的伤心掉自己的眼泪。换言之，楹联还有联外之意，那就是他要言说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及对治下生民的承诺。
　　《碑记》所例书证“待聘谁携席上珍，科名焜耀榜中人”，即为吴安祖为修葺嘉山书院落成时所写，可说是他对承诺的一种兑现。
　　文章天下事，得失寸心知。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立德、立功、立言”之理想。从“三立”的排列顺序看，立言则是一个更高的、也是更难实现的追求。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科名坊”，如果没有“文献名邦”的额题及“科名焜耀无双地，冠盖衡繁第一州”的楹联，200多年后的今天，恐怕人们也不会再一次次地提起吴安祖。

说有容易说无难

　　《答文》质问，“‘衡繁’一词殆未见于有清一代典籍……亦未载诸文献”，为何“对此避而不谈，却‘王顾左右而言他’”。
　　《也蹭热点》确实没有明确说出，“衡”“繁”不是一个词，这确实是表述上的疏忽，违犯了交际的“方式原则，即要把话说得清楚明了”。在此明确表示，如果说“词”是指“可以独立运用的、最小的音义结合体”，“衡”“繁”确实不是词。
　　但这并不影响《也蹭热点》中得出的结论。
　　第一，《也蹭热点》指出“‘冲’‘繁’是两个词的并置”，而非《答文》中所说“有清一朝已经固化为词”。
　　《现代汉语词典》（简称《现汉》），是由著名的语言学家丁声树、吕叔湘等先生主持编写的，其权威性毋庸置疑。如果真如《答文》所言，200多年后的今天，《现汉》收录，理所应当。但事实是，直至2021年出版的《现汉》第七版，“衝繁”仍未出条，即使是“冲繁”，也未作为词条出现在2014年出版的《现汉》第六版。
　　第二，“衡”“繁”不是词，并不意味着“衡”“繁”的存在。《碑记》明确记载：“璧为直溯‘衡繁’所据，翻阅一九八五年重印有清光绪壬午（1882）续修《平定直隶州志》，得三例证。”其中之一是：州志卷一载，署州牧姚学瑛旧叙云：“其冠盖相望，则科第之蝉联也；其衡宇相接，则生齿之繁衍也。”此乃科名坊下联“冠盖衡繁”所由来。
　　更何况，截搭是概念和词语整合的一种方式，也是汉语双音节或多音节词最主要形成途径之一。如“归侨”就是“归国”和“华侨”的截搭，其中“归国”来是“回归祖国”的简称，而“华侨”则是“旅居国外的中国人”的提取。为了表达“归国华侨”这个概念，又从中截取了“归”和“侨”而构成了“归侨”。“衡繁”正是从“衡宇相接”和“生齿繁衍”中截取“衡”“繁”并接搭一起而成。
　　并且组合是语言得以运转的两大机制，也是最重要的机制。换言之，即使没有《碑记》所列书证，也完全可以这样的假设：只要汉语有“衡”“繁”二字，谁也无法否认“衡”“繁”并置的可能性。
　　“说有容易说无难”，这正是语言学研究须秉承的原则。假如退后十年，谁能想到会有“喜大普奔”这种说法？又谁能想到“香菇蓝瘦”能成为年度热词？
　　事实上，这条原则又何止只适用于语言学！
　　第三，《答文》一再坚持“冲繁”是词，且拿出董淳的《渡陇记》为证。即使所记无误，但并不意味着当代人不能基于最佳表达，对下联的第三字做出改变。山西大学的罗元贞老师，不是因为将《长征》第五句的“浪”改为“水”，而成为毛主席的一字之师吗？！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同意《答文》所谓的“现实需求”，而实乃是“科名坊”功能使然。
　　平定“文献名邦”科名坊，从红砂石变成汉白玉，通京大道移至冠山，但没有人怀疑它的身份，只因它那“崇文重教”的功能仍在！正如“忒修斯之船”，即使把船上木头逐渐替换，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原来的木头，但只要功能没变，它仍是“忒修斯之船”！

余论

　　平定是“文献名邦”。“衡”“衝”争议能够持续三十余年，引起众人关注，正是平定文化积淀深厚，人才济济的表现。但正如《也蹭热点》中所言，这只是个学术问题。更确切地说，就是个语言学问题，故不能离开“平定文献名邦坊”。如果离开这一主题，难免断章取义，甚至张冠李戴，实实是刻舟求剑甚至是缘木求鱼。
　　《也蹭热点》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平定人的人文气质”。但权利的实施以遵守原则为前提。争议也是一种交际，并且一个能够正常交际的人，应该具有“理性”和“面子”，故成功的交际应遵守包括质准则、量准则、方式准则、关联准则和中国人最尊崇的礼貌准则和面子准则等在内的合作原则。
　　《也蹭热点》提到，既为学术问题，“用‘平定县人民政府早有定论’作为证据，不但不能终结争议，反倒给持异议者以口实”。
　　目前，笔者对当年知情人士进行访谈和调查，后得知：
　　平定县政府，就“文献名邦”科名坊楹联“衡”“衝”问题，特别组织专题论证会，经众多专家精心考察和论证，终得结论，确立为“衡”。刻碑记之。
　　可见，虽为政府定论，但既合学术之规范，又有责任之担当。确如“平定民俗”平台所言，实乃违犯了量准则，即“尽量用恰如其分的语言形式来表达所要表达的内容，既不要过多，也不要过少”。
　　搁笔沉思，AI甚嚣尘上，只需动动嘴或敲敲键盘，就能得到答案，甚至还有思考路径。那么，你我到底还能做点什么，方可保留人之为人的尊严？
　　作者系复旦大学博士、原山西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功能认知语言学、汉语语法学和方言学、曾主持完成7项国家级项目，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著作2部。

延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