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有幸在山西省新绛县进行访碑、收集拓片工作时，因一通“巨制”寔盈丈之躯，为看清碑首，非得已就近搬来散置角落、污泥满遍的“石板”。阅毕而归置时，竟在冲洗之余，不意被其碑额“奉国将军”四字震骇。其后畧考此碑，便是研究生阶段第一篇学术性作业，但小课题的完成，终无法掩过此时萌生的隐忧。
　　时维仲春，幸逢雨润碑版，才知《明奉国将军淑人墓志》缘何耽于角落：龙兴寺所谓的碑廊中，尽是宋元遗存，姑论年代已为稀世之珍，况欧阳文忠公《薛君墓表》《重修夫子庙碑记》更为重臣名笔，文、史、书三璧。纵如是奇物，皆曝于烈熙，淋于滂沱，今凡触处，虽勉强识得文字，也全然无存其本元，此种憾事不尽，又怎可张“博物馆”之名于扉侧。这并非个例，不同于墓志之长存地下，稷山县周边村镇、长治武乡、吕梁兴县周边皆有高度剥蚀的石刻遗存，已不得断代，可仍未有任何保护举措。显而易见，以上地区皆交通不便，文保难及，步行寻得尚且艰困繁多，更无论修复。
　　此类遗存中，年代愈久，因文中资讯残损，不易识读，愈不被重视，如是往复，石将不存。受益者，也自然趋向年代更近、字口清晰的遗存书迹，但实则不可等量观之。以《宝贤堂》法帖为例，我们需理清其几个特征。
　　一、“祖本”可资价值的制约
　　虽然传统碑帖学将“祖本”概念颇为强化，但即使丛帖之范《淳化阁帖》亦被“尊碑”理论家们视作“全无精神”。大抵缘《阁帖》中所本唐人钩摹为多，此第一次形变，借其摹本上石为再，第三、四次大变在刀笔、墨拓，至此，所见已全非晋、唐面目，也无怪乎康南海对刻帖无视。①
　　二、更晚帖石的展用
　　《宝贤》诸帖明时完工，所摹《淳化》《大观》《绛帖》早已分支四散南北，已去真愈远，王世贞即云：摹、刻、拓三手俱不称、以此在诸帖下耳。至帖成，形变再倍于淳化，明刻尽没，笔者所见永祚寺开放展馆，主中晚清所添新石，清初补刻亦不陈列。
　　三、学术价值的疑问
　　如前，且不论展厅中展品多为清中后所补刊，即便果存明本原石，帖目也仍取于《淳化》支脉，故比对探清基本目次后，若仍聚其所谓书法、版本价值，无异牵强，更况乎清人所补？
　　而只因《宝贤》由藩府刻成于太原，可顺而集中力量、资源而保护，若究价值，文首所提各宋元之刻在史地、文学、书法、美术纹饰领域，凌驾无疑，却徒毁止于郊野。
　　然笔者绝非否认《宝贤堂帖》的价值，展厅服务所临，终究是人民大众，能够普及清碑帖原石的样貌，不枉一赴，但就此二类极端遗存所匹配的保护等级差距，寔本末之异。山右之地石刻极尽宏富，东汉至晚清，种类亦全，近年文物考古工作者，陆续将全境石刻分地域汇辑成册，《三晋石刻大全》迄今刊出计划序列的大半，精编图录，联文并茂，是对《通志·金石记》《金石萃编》《山右石刻丛编》等石刻汇录的具象化展现，也为贯通历代石刻编目脉络大有裨益。拓片的获取，不该是保护工作的结束，反应自此究其文脉，理其史转，按价值采取匹配的保护手段，虽早已有明确指导，在科技手段下抵抗雨水或生物侵蚀，②只是掣肘之力尚在资源配置，但望文保有倾，度覆颓靡。
　　①康有为：广艺舟双楫[M].卷2.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755.
　　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
　　http://www.ncha.gov.cn/art/2020/11/4/art_2376_164113.html（作者：河北美术学院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