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生林

　　在风景优美的山西阳城县，有一座书院，古建荟萃，树木森森，泉水潺潺。据说，明清时文风鼎盛，与桐城书院、韩城书院齐名，这便是海会书院，并称为北方三大书院。书院文脉悠久，人才兴旺，相继培养出明代吏部尚书王国光、张慎言、户部尚书孙居相，清代大学士陈廷敬、数学家张敦仁，以及享誉大江南北的诗人张晋、延君寿等名人。其中张慎言是明末著名的诗人、思想家，由于他的独特经历，使他走上反道学之路，成为与李贽一样具有民主思想的先锋人士。
　　张慎言（公元1577—1644年），山西阳城人，字金铭，号藐山，人称藐山先生。自幼颖悟，喜欢读书，而立之年高中进士，从此踏入仕途，历任知县、御史、太常卿、刑部右侍郎、吏部尚书等职；留有《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传世。
　　为官刚正，敢于犯颜直谏。张慎言早年出任寿张知县时，就很有声誉，擢升为御史。又在出督畿辅屯田时，提出实行官种、佃种、民种、军种、屯种五法，大有利于国计民生。但他性格倔强，刚直不阿，屡次犯颜直谏，因言获罪，致使仕途多舛，先后受过三次处分。第一次是对明末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三大案提出不同主张，遭到操纵朝政的宦官魏忠贤等阉党的嫉恨，又上疏为御史贾继春辩护，拂逆皇帝旨意，被夺俸禄两年。第二次是弹劾阉党权臣冯铨，反遭诬陷，下狱治罪，后发配到边塞酒泉从军两年。第三次是不顾皇帝旨意，仗义执言，为受冤屈的大臣申辩，被斥居家八年。直到阉党破败，张慎言得以昭雪，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晚年辞职后，因山西已被李自成起义军占领，他无家可归，只好到安徽芜湖、宣城一带寓居。不久清军南下，他身患背疽，不愿医治，客死他乡，实际是以死殉国，表达心志。
　　反道学的进步思想家。十七世纪初期，由于明朝政府管控力下降，民间经济活跃，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思想意识比较自由，对帝国专制统治和正统道学不满和质疑，李贽就是当时思想界的杰出代表。遭受三次挫折的张慎言和李贽惺惺相惜，产生共鸣。在天理与人欲之辩中，他旗帜鲜明地反对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认为人之所欲即是天理。在《明德论》中指出：“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此独知之一念耳。所以取譬于好色恶臭者何也。以此一念是天下万此最真之念最同之念也。我好富贵，而知天下人皆好富贵。我好声色，而知天下人皆好声色。若曰我不好富贵，我不好声色，是自欺也，是欺人也。”看他的话，是多么接地气，把人们内心深处的想法大胆说出来了，丝毫没有道学家们那种道貌岸然的腔调。李贽抨击道学是伪学，是欺人之谈。张慎言与之相呼应，痛斥假道学家们的不齿行为，指出：“为世界植纲常，扶名义，重廉耻者，乃在不读书穷巷之寡妇。而世之坏纲常，堕名节，鲜廉耻者，皆习六经簪绅士大夫。”当时出现了《西厢记》和《拜月记》等冲破礼教的优秀文学作品，却遭到道学家们的诋毁和封杀，张慎言则认为这些作品反映人们真性情，“可传不朽矣”。张慎言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诗人，在文学创作上他反对抄袭模仿、无病呻吟，提倡文学作品要发自内心，认为表现真情实感方为上品，这也反映了他的反道学的观念。
　　张慎言从自身经历中体会到道学的虚伪，勇敢揭露道学的腐败，在沉闷窒息的思想界，和李贽掀起一股反道学的思潮，对推动社会发展，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对稍后的黄宗羲、王夫之、傅山等人思想产生一定影响。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教授、民商法研究所所长，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北京大学法学学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曾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供职多年，出版《法官眼中的民法典》《法治驿站上的那人那事》《林音踪迹》《林音词韵》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