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瀛先生纪念文集《明烛集》读后随感

　　《明烛集》是我的恩师张海瀛先生的儿女张桂萍、张泽仁、张国仁，为了纪念离世五周年的父亲编辑出版的一部纪念文集。全书40万字、397页，分上下两篇及附录。
　　说来也巧，我恰恰就是在先生辞世五周年的祭日7月8日那天收到了这部文集。捧在手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书封上先生那慈眉善目熟悉的面孔，顿时让我陷入了对他的深情怀念。
　　我是1965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后改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留校工作的学生。当我打开文集认真读阅时，心潮汹涌，感动莫名。
　　感悟一，张先生是坚持真理、勇于担当的勇者
　　长久以来，在我心目中张先生更多是个儒雅夫子。读了《明烛集》，众多人用事实告诉我：这是对先生的偏见误判。其实先生在治学修业传道授业解惑的征程上，不仅仅是脚踏实地扎根史学沃土深耕细作的大学问家，而且还是在深耕细作中一旦发现了问题敢于亮剑，提出质疑，无私无畏挑战传统定论的勇者，坚决捍卫历史真相的斗士，是一个堂堂正正钢筋铁骨铸就的铮铮硬汉！
　　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当家谱文化因为在那个不堪回首的时期被视为“封资修”后被封禁数十年，政治空气还时有寒风来袭，大多数人仍心有余悸，不敢涉猎，无论上下旁观者众蔫。恰在此时，时任山西省社科院主管科研的副院长张海瀛先生，在院长刘贯文的支持下，顺应历史潮流，率先举旗牵头，掀起改革开放后家谱研究、编修的热潮。他们一旦举起战旗，就大刀阔斧干起来，而且雄心勃勃立志做成标杆。于是他们邀请全国高校、科研单位数十名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领导参加会议，连夜写会议综述，及时登于《光明日报》，接着向国家民政部申请成立中国谱牒学研究会。有了批件，即刻召开成立大会，选举领导人成立组织机构，办《谱牒学研究》专刊，组织摄制搜集了2600多部族谱资料。两年后，张先生还主持创办了中国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把姓氏谱牒文化的大本营扎在了山西省社科院。1992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家谱目录》送香港“中华族谱特展”参展，引来港台同胞、东南亚、欧美华裔富商回乡拜祖，带来合资经营签约，受海内外多姓宗亲团体委托，先后编写出《太原王氏》《太原张氏》《汾阳王郭子仪谱传》等专题著述，先生还撰写了《中华姓氏谱——张》等著作。仅1994年10月就接待了9个国家和地区百余人回山西寻根问祖。
　　当时，张先生牵头主编了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立项的百部大型丛书《中华族谱集成》，该部书售价89000元，成为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巴蜀书社等等多家图书馆的藏品和门面书。
　　总而言之，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和中国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在山西省社科院落成后，家谱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战绩辉煌灿烂可圈可点。何以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果？我想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张先生没有忘记他的研究生导师中国明史专家吴晗的指教：“族谱和方志对于研究明史来说，犹如两座尚未开发的金矿。只要挖掘定有收获。”第二，源于他对家谱价值的超凡认知。
　　比如，当张先生在研究山西争矿运动时，从发现的一些新资料当中，看出了与山西权威性历史专著《山西通史》中的定论相悖。于是他果断地对争矿运动中的以往认定提出了质疑，并用大量的史实如《墨卿墓志铭》《先君墨卿公行述》、张士林谢世后送给他的挽诗挽联以及张士林本人记录的争矿运动过程的具体记录，论证了山西争矿运动不是始于太原，而是始于平定（阳泉），张士林不仅仅是运动的参与者和3000两白银的支持者，而且还是运动的首倡者组织者和物质支持的实力派代表。纠正了以往的误判，公正地评价了张士林。
　　感悟二，张先生是潜心治学、执着事业的志士仁人
　　自古以来人们就青睐首都，羡慕大城市，尤当代人更甚。而张先生却在20世纪70年代辞别了求学、读研、留校工作、提升为大学系领导，从稳居17年的大北京返回了老家阳泉。
　　回到山西后，他更加潜心治学、执着事业、深耕细作、实干苦干，为山西省，为史学界，作出了突出贡献。
　　比如，他参与了多部山西地方志的修订，发表了大量志书的评论文章。他审定点校《山西通志》。在他领导下完成了《傅山全书》《光绪山西通志》的古籍点校整理。参与了《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晋文化志》《山西历代人口统计》《山西历史政区地理》等。按照著名历史学家宁可教授的意见，具体组织策划河北两京历史考察，历时40天，行程8000多公里，考察结束后主持整理了《河北两京历史考察队关于进一步加强山西文物管理的建议》，受到当地党政领导重视，并主持编辑出版了《晋秦豫访古》。他主编的《中国十大商帮》（合作），被公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商业史著的精品，1993年该书一经问世，就被中国商业史学会评为优秀学术著作，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和学术影响，很快被香港中华书局买走版权，后又扩充内容，独立成册，一函10册精装，被台湾万象书籍买走版权再印。张先生编辑出版的98万字《张居正改革与山西万历清丈研究》巨著，成为研究张居正改革的经典之作，在明史学界受到高度关注。
　　感悟三，张先生是甘为人梯、品高德厚的师长
　　先生总是告诫学子晚辈：做学问先做人。他不仅仅是口头说教，更是带头垂范。
　　比如自1988年开始，张先生连续参加了4届山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工作，而且一直担任历史学科组的评奖负责人。他的科研成果是公认的，当之无愧的一等奖。可是，正当大家一致推举他为一等奖时，他却主动提出将这一等奖让给大学中的一位年轻教师。他说：我已经老了，愿为年轻人做基石。
　　还比如，他为了开辟山西社科院的特色学科，非常重视人才引进。为了引进人才，老伴本来完全符合山西社科院招工条件，但先生“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老伴的指标让给了科研人员家属。其实老伴曾担任过村里的妇联主任，且有出色的工作业绩，1958年曾获省级劳动模范，和申纪兰同台领奖，1960年成为中共党员，倘若论资排辈安排老伴的工作也是无可厚非的，更何况张先生是分管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又是院里史学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但张先生舍小家、顾大家，致使老伴终身无工作，只能做家庭妇女。
　　平定县委办原主任李宿定表示，在编写第三本平定人物传时，重点放到了“看今朝上”，出版后寄给了张先生一本，张先生很快写出了书评。书评中说：“《看今朝》特设《希望篇》是最有远见，最吸引人的部分。如果说顶尖人物的巨大成就和辉煌业绩给人以振奋和鼓舞的话，那么《希望篇》留给读者的则是‘文献名邦’后继有人，方兴未艾，一代超过一代的无限遐想。”可见他对后生寄托怎样的厚望啊！
　　1987年山西社科院进行了大规模的住房分配和调配，张先生本来是主管科研的副院长，但根据当时院领导的具体工作情况，不得不担起主持这项工作的担子。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直到1994年退休离任，自己一直没有调整住房。1997年院里又建了两座宿舍楼后，他第一次调整住房，但仍然没有申请住新房，张老就是这样行事做人。
　　《明烛集》是一部装载恩师张海瀛先生高风亮节，治学风采，做人风骨的宝库，我将珍存留后人，接续勤耕，薪火传承。（作者：首都师范大学退休教师 啜大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