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卿

　　值此迈入“古稀”之际，谨以此文回望近七十年的人生足迹。如今的“古稀”虽已不再稀有，但生命行至此程，思绪总不由回溯过往。那些远去的岁月，在时光沉淀中愈发清晰，这或许是岁月赋予晚年的独特馈赠。
　　人生是一场无法复制的旅程，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孤本。我的七十年，可归为：备尝艰辛的少年，奋力拼搏的青年，担当有为的壮年，以及充实快乐的老年。

一

　　1957年春，我生于豫西北黄河岸边的安乐寨村。父亲为我取乳名“铁城”，寄望我兼具“铁”的刚强与“城”的稳固，成为一个意志坚定、有益社会的人。
　　这片土地相传为三国司马懿故里，我家祖上也曾显赫，不足二百年间出过进士、翰林、秀才，民国时更有一位将军。2002年修缮祖宅“杨碾旧居”时，舒乙先生题写“两代五名士，百年一将军”，此院后被列为河南省传统村落保护单位。
　　然而，家族的荣光未曾惠及我的童年。家中姊妹众多，父母负担沉重，是村里的贫困户。母亲常说，每年都要领取特困救济，对此，我始终感念邻里乡亲在艰难岁月里的接济。
　　孩提时代，“吃饱”是最大的奢望。我常端着“升”挨家借面，借时平平，还时则要堆成“谷堆升”。野菜、白菜帮、树叶，凡能入口的都吃过。一年到头，唯春节几日能尝到净米白面。四季佐餐，多是自家腌制的咸菜。衣物鞋子，全是母亲和姐姐一针一线缝制。油灯下摇曳的身影，织就的不只是粗布衣裳，更是抵御寒冬的信念。睡的是铺麦秸的床，冬夜寒冷，常以棉衣棉裤盖身取暖。房屋冬冷夏热，逢连绵阴雨，屋里便要摆盆接漏。暴雨和秋霖带来的无助与焦虑，至今忆之犹新。
　　唯一的经济来源是耕种土地。记得捡了一筐马吉利壳卖到供销社，换回一块五毛钱——那是我人生中第一笔真正意义上的收入。家里的油盐酱醋，全靠母鸡下蛋换取。母亲常告诫：“咱家穷，骨头可不能软！”自幼，心中便种下要做有骨气的人的信念。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于本村完成中小学学业。师资多为民办教师，边干农活边上课，教学质量可想而知。但自1964年入学起，我便一直担任班长，成绩名列前茅，每学期“五好学生”名单上都有我的名字。
　　也正是在这贫瘠的土壤里，我萌生了对文学、历史、书法与音乐的热爱。班里的板报、墙报、专刊乃至刻写蜡板，几乎都由我包揽。我自学了笛子、箫、二胡、口琴等多种乐器，这些爱好伴随了我一生，让我在日后工作中得以崭露头角。

二

　　我这一生，有两位至亲对我影响至深：一是含辛茹苦的母亲，二是开启时代变革的重要引领者。正是在他的擘画下，高考制度恢复，亿万人的命运之门被重新打开。
　　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教育改革，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1972年“教育回潮”时，我们班48人中仅7人考上高中，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1979年，高考恢复初期，河南省竞争空前激烈，我幸运地考上了大学。那一纸通知书，像一道光劈开黑暗，照亮了黄河滩上少年通往世界的窄门。我深知，大学之道，贵在自学。
　　难以想象，高中毕业后我工作了五年，才重新捧书，在短短数月内拼命苦读，最终以全国约4%的极低录取率考入大学。这段经历，我以《抹不掉的记忆》发表于《光明日报》，以《人生旅途的转折》发表于《河南日报》，《中国发展观察》“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征文中，《墨汗挥洒四十春》获一等奖。高中时代的王国军老师、大学期间的王济瑛老师，他们的关爱与指导，我将永远铭记。
　　大学期间，我潜心思考，论文与散文后被收录进《杨家卿文集》（七卷），2015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获“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特等奖”。大一期间，我曾就学术问题致信报社编辑部，表达见解，展现了一个青年学子的求知欲与独立思考的勇气。

三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至焦作市教育局。入职仅一个多月，科长刘维信便委以重任，让我为市领导起草“在全市优秀班主任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彼时无网络、无电脑，我伏案三日，工整誊抄，领导满意。自此，“小杨能写”在局里传开，科长和局长也称赞我字写得好。
　　我诚挚致敬我的第一位领导——刘维信科长。他一心为公，正直无私。他教导我，必须将全市学校的基本数据烂熟于心，必须吃透上级政策。这些要求，为我日后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
　　不久，因工作出色，我被推荐至市委宣传部，度过了1983年至1999年长达16年的时光。时任宣传部长曾说：“因为我水平不高，所以要用一个比我高的人。”她要求我不仅要精通宣传、文化、教育，更要了解工业、农业、经济、社会等宏观情况，这份责任极大地锻炼了我。
　　我养成每日学习、剪报归档的习惯，将国家、省级报刊分门别类整理，久而久之，各类信息皆能信手拈来。若当年有如今的大数据、AI助手，该是何等高效！我虽羡慕科技，却也珍视那个靠勤奋与积累赢得机会的时代。
　　在宣传部，我取得了丰硕成果：主编的《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被省委宣传部印发全省；信息被省委、省政府乃至中宣部采用；《河南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我的稿件；《党建》《瞭望》等中央刊物发表我的署名文章。在全省“国防知识竞赛”和“党在我心中”活动中，我市均获佳绩，我个人获“全省突出贡献奖”、“河南省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等荣誉。
　　工作之余，我的书法获过国家、省、市级奖。出版了《司马懿与司马故里》和《学步小札》，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报道。我始终坚持以实绩立身，恪守职业道德。1998年，我在全市副县级干部选拔中笔试、面试均达标，但因岗位与个人规划有差距，我选择了主动放弃。

四

　　教育局和宣传部的历练，为我日后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基础。自1999年走上县级领导干部岗位，直至2017年退休，这是我人生的丰收阶段。在市委党校，我提出“科研立校、科研兴校、科研强校”理念，并身先士卒，带领团队将函授与科研推向全省前列。我撰写的理论文章在《河南日报》《光明日报》发表，多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并被《新华文摘》摘要转摘。
　　我始终认为，课堂是科研成果的转化平台。因此，我从未中断为主体班次授课。每一个专题都精心准备，力求有理有据、深入浅出。时任市教育局局长张丙辰评价我的讲座：“两个多小时的报告，家卿先生笃定从容，如二八慢板，剥茧抽丝，条分缕析……让台下的听众如坐春风。”
　　在党校，我被评为“河南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理论人才”，“河南省委党校函授教育创办二十年先进个人”，连续三届当选市政协委员。我的一篇散文在《人民日报·大地》头条发表。
　　2003年，焦作党校作为“一匹黑马”首批通过全省市地党校大专办学体制验收，我全程参与策划，为焦作赢得了荣誉。党校升格后，我担任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后调任焦作大学任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我还通过了全省厅级干部公开选拔的笔试，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对政策学习和理论储备的坚持。

五

　　2013年，我调任焦作大学。宣布任命当天，我面对全体中层和教授代表作了务实表态，赢得了热烈掌声。会后，有同事感慨：“杨书记对情况了如指掌，真乃专家型领导。”
　　在焦大，我牵头“两校联合升本”工作，整个春节无休，倾注心血，但最终未能成功。此事令人扼腕，但也让我看清了现实。此后，我承办第十六届中国人学年会，凭借以往经验，会议组织周密，接待得体，获得学会和专家高度赞誉，学会专门发来感谢信。
　　2017年5月27日，我正式退休。与五十多位同事话别，现场感人，依依不舍。校长动情地说：“我退休时能有杨书记今日这般场面，便心满意足了。”那一刻，我百感交集，终生难忘。
　　在焦大数年，我收获颇丰：《群众路线纵横谈》获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多项成果获省社科优秀成果奖；被评为首批享受河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并获“二级教授”职称。我感激所有支持我的人，也感谢那些曾诋毁我的人——善意给予我力量，恶意促使我警醒，让我始终保持自律与清醒。

六

　　退休，对我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我丝毫未放松对教育、学术的探索。2018年7月，我应聘担任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寰宇书院院长。这所民办高校的办学水准与环境，并不逊于许多公立名校。
　　在书院，我推动“院长荐文”“嘉言青语”等思政品牌建设，探索以文化滋养青年心灵。这些尝试获评“河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品牌”，我也成为学校唯一获得“双十佳”称号的个人。
　　我注重家风建设，连续举办八届“维翰堂”家庭奋斗奖，弘扬优良家风，获数十家媒体关注；2021年，我的家庭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2022年，我荣登“中国好人榜”。
　　在学术传播方面，我持续开展讲座与写作。现兼任中国人学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担任河南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及多所大学兼职、客座教授。应邀在多所国内外高校作讲座数十场。已出版著作23部，多部由王梦奎、王伟光等著名专家作序，沈鹏、翟泰丰等文化名人题签，广为学界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央媒作过介绍。我一直笔耕不辍，出版了《走进新时代》《我与名家名人》等20多本文集。
　　我永远不会忘记贵人王梦奎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他身上“学富五车”的学者风范与宏阔视野，令我景仰。遗憾的是，我所习得者，不过沧海一粟。
　　如今两鬓染霜，但心依旧年轻。回望来路，无怨无悔；展望未来，夕阳无限！我始终相信：一个人只要不放弃学习与奋斗，时代就不会抛弃他。我愿继续书写，不是为了留名，而是为了让后来者知道——平凡的生命，也能在时代的土壤里开花结果。
　　作者为焦作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二级教授。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人学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出版《杨家卿文集》（七卷）等著作26部，其中《群众路线纵横谈》获河南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报刊发表多篇理论文章，部分成果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转载或摘要。同时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书法家协会会员，曾获“全国最美家庭”“中国好人”等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