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阳笔下的苏南模式溯源之路

　　翻开陆阳老师写的《无锡县乡镇企业史（1956-2000）》，时光仿佛倒流至1956年那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在无锡县东亭乡，数十位满手老茧的农民，正围着一间简陋的工棚筹建名为“春雷”的造船厂。这个如今看来平凡的乡村作坊，却如它的名字一般，在沉寂的中国农村大地上炸响了第一声惊雷。陆阳以史家的严谨与作家的温情，将这段尘封的岁月徐徐展开，在史料与传奇之间，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乡镇企业的壮丽史诗。
　　陆阳先生写史，像老匠人雕刻石碑，每一刀都力求精准深刻。他不满足于档案室中泛黄的纸页，而是走进尚存的老厂房，倾听八旬老厂长用浓重的无锡方言，讲述那个春天如何凑钱、如何寻料、如何“瞒着上面偷偷干”。书中引用一位老社员的话：“我们哪懂什么办厂？就知道光种地，永远吃不饱。”这种贴着地皮的写作，让冰冷的历史有了温度。
　　在追溯无锡“双源头”传统时，陆阳不厌其烦地查阅杨氏兄弟的家书、商号账本，在故纸堆中钩沉索隐。他发现，早在春雷造船厂之前，这片土地的工商血脉已流淌百年。从清末民族工商业的萌芽，到社队企业的艰难兴起，历史的延续性被他用细密的针脚缝合起来。“苏南模式”并非凭空而降，而是深植于这片土地的必然产物。
　　书中对乡镇企业发展阶段的划分尤为精准：从1956年社队企业的萌芽，到改革开放后的“异军突起”，再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的改革发展，每一个转折点都有详实的史料支撑。陆阳通过梳理政策文件、会议记录与基层报告，再现了乡镇企业如何从“围绕农业发展社队工业”的探索，逐步成长为农村经济的支柱。
　　陆阳对数据的处理极见功力。他记述“华夏第一县”的辉煌时，并未止步于“万分之一的土地创造千分之五GDP”的宏观成就，而是深入每个数字的皱褶，挖掘背后的血汗与智慧。
　　1984年，无锡县首创“一包三改”，将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引入乡镇企业。陆阳记下一个细节：前洲镇一位副镇长连续47天睡在办公室，因为“每天都有几十个厂长来找，问题像潮水一样涌来”。书中没有刻意美化这场改革，而是如实记录其中的困惑、争吵与泪水。一位技术员因改制下岗，在厂门口蹲了三天；一位老会计面对新制度，把算盘打得噼啪响却总也算不对账。这些被宏大叙事忽略的细节，在陆阳笔下熠熠生辉。他说：“历史不是由成功者书写的，而是由亲历者构成的。”
　　在专记“苏南模式”的章节中，陆阳通过个案剖析，生动诠释了“三为主一共同”的内涵：以集体经济为主体，以工业为主导，以市场为取向，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引用一位乡镇企业家的回忆：“我们办厂不是为了个人发财，是为了让全村人过上好日子。”这种朴素而坚定的信念，成为苏南模式最动人的注脚。
　　写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时，陆阳展现出史家的勇气。他不回避那段日子的阵痛——集体资产的流失、工人下岗的迷茫、干部转岗的困惑。但他更重要的贡献在于，通过梳理会议记录、改制方案、职工签名册等第一手材料，还原了这场变革的复杂面貌。
　　“任何改革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他写道，“我们不能因为河水打湿了裤脚，就否定过河的必要。”在第九章《推进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陆阳详细分析了改革的内因与外因，记录了从股份合作制到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历程。最打动人的是他对一位镇党委书记的采访。这位书记在任期间改制了37家企业，自己却在改制后选择回到农技站。“时代把我们推到这个位置，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够了。”这种历史的通透，被陆阳敏锐地捕捉，成为那个时代最好的见证。
　　陆阳在后记中道出写作的初心：“写这本书，像是在打捞沉船。每一块碎片都很珍贵，因为它们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记忆。”他确实做到了。通过走访近300位亲历者，查阅上千卷档案，他让那段渐行渐远的历史重新变得清晰。书中没有高深的理论，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扎实的材料和克制的叙述。但正是这种克制，让历史自己开口说话。那些骑着自行车跑业务的供销员，那些在油灯下学看图纸的农民，那些顶着压力支持乡镇企业的基层干部……他们不是经济学课本里的案例，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陆阳用他的笔，为这些普通人立传，为这个特殊的时代作证。
　　在专记“华夏第一县”中，他不仅记录了辉煌的成就，也反思了发展中的不足与问题——环境污染、资源瓶颈、管理滞后。这种不避讳、不隐恶的史家笔法，让这部著作更具思想深度。合上这本厚厚的历史，那些在田野上点燃工业之火的人们仿佛就在眼前。他们的勇气与智慧，困惑与坚持，在陆阳的笔下得到安放。这部《无锡县乡镇企业史》不仅是一部经济史，更是一部人的史诗。陆阳用他特有的史家笔法，在史料与传奇之间找到平衡，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历史，永远活在普通人的故事里。 正如他在书中所述：“乡镇企业的传奇，始于田野，成于奋斗，归于记忆。”而陆阳自己，正是这段记忆最忠实的守护者。(作者：方山县职业中学 闫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