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地》是我新近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又一部亲情诗集。这部聚焦童年、父母、家族和故土的诗集在不长的时间内即在文学圈内外形成巨大反响，阅读者争相追捧和购藏，并在阅读后纷纷发表炽热感受，许多人都被诗集中诗歌的浓浓亲情和乡愁感动，一篇公众号的文章留下了多达300个留言。媒体也争相报道，向社会推荐。那么，我为什么要写下这198首诗歌，并用《血地》这样一个名字结集出版？

（一）

　　2023年中秋的傍晚，在两次阅读罗伯特·洛威尔的自白派诗歌后，我定下了我这本诗集的名称《血地》。
　　说实在的，写一本能让更多的人读下去并读懂的诗集，是我越来越强烈的愿望：我是希望我们泾上村上的男女老少都能读，他们不像城里的许多人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的感情一样充沛。希望诗中的内容，他们读时感到亲切，会心一笑，而那些悲伤的题材也能触引起悲伤的共鸣。
　　我找到叙述性写作的方法，愿意将其作为这本诗集的写作尝试。对于叙述性写作，我和许多写作者一样并不陌生，这种写作方法在目前的中外诗坛流行着。它与智性写作的不同，是减少或取消象征的运用，减缓诗歌的节奏和前行的速度，减少行句的跳跃，通过叙述或叙事，增强细节的传达，在不断的展开和推进中，完成诗歌的过程。在语言上，叙述性写作是一种口语性写作，尽量让语言说清、易懂。但这种叙述，并非只是为了叙述而叙述，而是为了达成诗歌背后的意义。

（二）

　　这几年，我对西方后现代主义诗歌中的自白派诗歌有了一定的阅读和了解，他们聚焦个人家庭写作题材和以叙述为特征的写作手段，让我眼前一亮，似乎正契合我的诗歌追求。陆陆续续阅读了罗伯特·洛威尔、伊丽莎白·毕肖普、西尔维娅·普拉斯和安妮·塞克斯顿四人的诗作，他们都获得普利策诗歌奖，并有其它奖励加身，都是影响巨大、承前启后的诗人。其中，罗伯特·洛威尔和伊丽莎白·毕肖普是好友，西尔维娅·普拉斯和安妮·塞克斯顿则是罗伯特·洛威尔的学生，他们一起将自白派诗歌发扬光大，使之影响深远。
　　在他们的身上，再次能感到诗歌是痛苦的产物。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遭受着苦难，甚至有两人生命终结于自杀，诗歌是他们生存的拐杖，是精神分析的避难所。罗伯特·洛威尔的划时代诗集《生活研究》是他展开对自我、身边生活的全面研究。他回溯童年，追忆儿时的经历，过往中的点点滴滴，从记忆中挖掘出来而成为诗歌。比如，诗歌《草丛起火》写的是他儿时一次不慎引起火灾的经历，他点燃粗头火柴，“靠近冻僵的草丛低垂的草叶/想从洞里熏出一只兔子——/然后风吹过火柴，然后它们燃烧，/草丛起火，火漫四处”。《纪念亚瑟·温斯洛》是纪念他的外祖父亚瑟·温斯洛的挽诗。《玛丽·温斯洛》是写他的外祖母玛丽·温斯洛。《父亲的卧室》聚焦他父亲，《高烧时》写的是女儿哈丽特发高烧。这些诗歌里，承载着他“个人的精神痛苦和疗救的渴求，同时，其表现出来的对个人传记、家族经历史、生存状况的精神分析癖好正是他对诗风进行变革的结果。”（《生活研究》，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第261页、262页）安妮·塞克斯顿则用更口语化的语言，回忆了她的父亲和母亲。

（三）

　　我这几年出版的诗集，主要是亲情诗。这些诗歌都是在焦虑和痛苦的心情下的写作，父母的年老、患病和离去，让我经历了人生最严峻的精神考验。直面至亲生命的丢失，撕心裂肺的疼痛，一个诗人对于个人历史的敏感，让我举起诗笔，十年时间，一路写来，就有了《爸爸谣》《月光村庄的妈妈》两本诗集。忧伤、悲恸、质疑、委屈、感恩等多种情感融于诗行，对生命意义的哲思在沉郁中不时流于笔端。诗歌的确能修复一个人的创伤，让人获得暂时的安慰。而时间不断向前，让人渐渐离开一些重大事件，直至进入可怕的宁静、麻木。心情在转换，而故乡和曾经的生命最初的生活难忘，从聚焦父母，到进入更宽广的领域：个人童年经历和家族历史，它们以一桩桩事情，一个个记忆，在我的头脑中不时出现。虽已历经多年，而依旧清晰如昨。它们是珍贵的，它们如此亲切，我已能用更客观的心境和笔触，将这些带有自白特征的内容写成诗。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童年写作，著名诗评家、诗人霍俊明在《遥远的目光：诗人童年与记忆诗学》一文中进行了阐述。他说，“对于诗人而言，童年成为了典型意义上的‘仪式时间’，他们可以在反复的回忆中获得穿越和重新凝视的机会。童年也类似于利奥塔所说的不断把时间推向远处的极限语言的运动。童年是遥远的过去时，但是又像古老的破损的但是又温馨无比的秋千一样不时地荡回来。”他进一步说到童年的记忆在创作中的重要性和具体路径，“在我看来，任何一个诗人的写作‘出处’或者精神‘来路’是相当重要的，这既指向了生命的出生地又指向了童年经验和存在背景。从生命的出生地来说，其首先指向的是童年、童年经验以及成长的生存环境，这成为他日后得以维系的原初记忆场景。这使得人们在成年后还要不断回溯这一特殊的时间和空间。”（文见《江南诗》诗刊2022年第五期）

（四）

　　诗集的名称叫《血地》，源于其中一首同名诗歌，一次真实的经历：我孕育于此的村庄即将消失，一位村民长辈见到我后脱口而出的“血地”两字，直击我的灵魂——我惊醒，这是我血肉的源头。《血地》分为四个版块：卷一 血地，充沛的阳光照射出秘密；卷二 异乡，让他记住名字里的身份；卷三 长调，善感的人事不去深谈；卷四 发现，手抄本中藏着的青春啼血（龚学明1986—1987诗歌）。从故乡到他乡，从短诗到长诗，一颗在异地的心，想着在故乡曾经生活的时光，向着已经非常遥远的远方，在诗行间或轻或重地追忆和吐露情愫。这些诗歌从写作时间上来看延续了数十年，除了卷四是20世纪80年代的诗作，绝大多数诗歌是在2022年底开始至2024年初在主观的写作冲动和有计划的谋划下完成的。当我集中精力，将时间和注意力完全聚焦于对我家族、我年幼时的经历的回忆，一个个事情和画面清晰地从记忆深处跳了出来，它们自带诗意，经我创作提炼，反复构思，就完成了一首首诗歌。这个过程是愉悦的，也感到被捕捉到而庆幸，又为这些过往最终流失而深深遗憾，悲伤再起，这也是难免。一粒粒文字，有时真的不能承受时间、生命、生活之重。
　　收入这本诗集的每一首诗歌都有细节，有人说“发现细节，救活诗歌”。美国后现代诗派纽约派诗人特别擅长细节运用，其核心人物奥哈拉对细节运用尤其突出，“奥哈拉的诗歌中散落着无数漫不经心的都市生活的细节，好像他从来也不用费心思布局谋篇，而这些细节又都知趣地各就其位，毫无凌乱之感，和谐地构成了一幅都市生活的画卷。”（《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美国当代诗歌》，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150页）“我们可以看出奥哈拉的一些特点：常在诗中注入大量的生活细节。……除了细节，在诗中还有意识地大量使用人名、地名、时间，突出了诗的真实性，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诗的质感。”（《从艾略特开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4月第1版，第217页）在我的诗中，我也很注意对过往场景的描述，进行逼真复原，包含了一些人名、地名、时间。回忆中的细节让我激动，仿佛重返过去，而细节在诗歌中重现，用细节记录属于个人的痛和爱，让诗歌独特，具有不可替代性。

（五）

　　古今中外的诗人的心都是相通的。诗人们敏感于时间的流逝和世事的变迁，这些既构成了诗歌写作的一大动机，也成为诗歌写作的重要内容。白居易的一首《遣怀》诗，最近再读，令我心头一惊——一千多年前的诗人的心境和现在的我多么相似，证明虽逾千年，人的命运不会改变。人生短短几十年，生命总在直面时间命题和生死大事。《遣怀》诗是这样的：“羲和走驭趁年光，不许人间日月长。遂使四时都似电，争教两鬓不成霜。荣销枯去无非命，壮尽衰来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约定，穷通生死不惊忙。”日月不可长，四时都似电，荣销枯去，壮尽衰来。当生命走了大半，回过头来看，莫不如此。对此，如何才能不惊忙？那就要穷通生死，就是彻底理解和接受生死规律。这本《血地》是通过记录对过往表示珍惜，希望不要被时间湮灭。生活教会我看透一切，当写完这些内容，放下仍是妥协，也是结果。

龚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