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元旦清晨，在翻阅我多年前主编的《盂县人文》时，一则来自1947年的消息如一道闪电，划破了历史的尘封。78年前的4月25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上出现了关于盂县的第一行铅字，记载了一个名叫赵忠的晋东合作英雄，如何在烽火连天中创立“战勤运输社”，巧妙地将支差勤务与农业生产融为一体。这不仅是《人民日报》关于盂县的最早记录，更是一段被遗忘的制度创新史，折射出解放区基层治理的惊人智慧。
　　“不误支差又能生产”——八个字的标题背后，是一个困扰解放区的普遍难题。战争需要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农业生产又一刻不能停歇。如何平衡这对矛盾？盂县的答案不是简单的摊派与命令，而是制度创新与群众智慧的结晶。赵忠的“战勤运输社”将村合作社的大车、牲畜与逃难而来的劳动力整合，通过市场化运作，让支差本身具备了“造血功能”。生产一日，足够两日开支；运输社不仅能自给自足，还能让全村劳力“抓住战争空隙全部投入农副业生产”。这种“以战养战、以勤补农”的模式，在盂县的“独自口村”演变为“勤务合作社”，以棉花入股集资，通过商业运输获利来覆盖支差成本，形成了良性循环。
　　仔细审视这套机制，其精妙之处在于对稀缺资源的创造性配置。在物资极端匮乏的1947年，盂县的实践体现了朴素的“股份制”思维：劳力、牲畜、生产工具乃至棉花都转化为资本要素，在合作社的框架下重新组合。更值得称道的是其中蕴含的社会互助理念：“赶驴人家中的生产由全村变工照顾”，这不仅是经济协作，更是战时共同体生存伦理的体现。这种制度设计超越了简单的任务分配，将国家需求、集体利益与个人生计有机统一，在完成战时动员的同时，最大程度保护了农村生产力。
　　从历史纵深看，盂县的尝试并非孤立现象。它呼应了当时解放区广泛开展的合作社运动，但将之与战勤结合，则是因地制宜的创新。这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变工队”“互助组”一起，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治理中探索“组织起来”的生动实践。这些基层创造，为后来更系统的农村合作化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地方经验。赵忠们的实践表明，有效的治理往往不是来自顶层设计的简单套用，而是基层智慧与国家需要的有机结合。
　　今天，当乡村振兴成为国家战略，合作社模式以新形式重现活力时，盂县78年前的这段历史依然散发着启示的光泽。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制度创新往往萌发于实践压力与群众智慧的碰撞；有效的治理需要找到国家任务与民众利益的契合点；而可持续的农村发展，离不开对本土资源与社区网络的创造性利用。赵忠和他的运输社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那种“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的精神，那种在约束条件下优化资源配置的智慧，依然是今天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可资借鉴的宝贵遗产。

附：《人民日报》上的盂县第一条新闻
（1947年4月25日第2版）
不误支差又能生产
盂县创战勤运输社

　　【新华社晋察冀二十三日电】晋东盂县合作英雄赵忠，创办战勤运输社，使战勤工作与生产两不耽误。该社系由村合作社之大车两辆，牛三头，及由寿阳蒋管区逃来的一个难民和毛驴一头组成两套大车，规定车夫按普通工人待遇，牲口除由社供给草料外亦接一人由社付给工资。全村应出之勤务除担架外，只要不是大规模的参战，完全可由大车运送，大部分时间尚可作运煤生产。而生产一日所获足够两日开支，该社尚能自给有余。如此除担架外，全村劳力可以不出差，抓住战争空隙全部投入农副业生产。该县独自口村亦于最近成立了一类似性质的组织，名勤务合作社，系由全村按劳力集棉花股一部而成，由社将棉花运往五台出卖后买回四头毛驴，三头支差，一头运输生产，以获利供给支差人畜费用，而赶驴人家中的生产则由全村变工照顾。如此该村过去勤务混乱影响生产的现象即被克服。

赵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