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法治文明的源头处，上古司法始祖皋陶以“明刑弼教”的智慧，在古安邑（今山西夏县）的土地上奠定了“德主刑辅、德法并治”的治理范式。这位辅佐舜禹的理官，不仅创制了华夏最早的刑罚体系，更以“五教”与“五刑”并举的思想，为后世数千年的治国理政刻下了精神烙印。其法治思想穿越时空，从先秦礼制到汉唐法典，从封建治世到当代法治建设，始终焕发着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皋陶的立法实践，始终贯穿着“以德为魂、以刑为器”的核心逻辑。作为舜帝时期执掌刑狱的“士师”，他在夏墟之地首创“五刑”制度，以墨、劓、剕、宫、大辟五等刑罚对应不同罪行，建立起“按罪定刑、罚当其过”的早期司法秩序。考古发现的上古陶片铭文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这一刑罚体系并非单纯的惩戒工具，而是配套了“眚灾肆赦（过失可减）”“怙终贼刑（惯犯从重）”的柔性原则，行刑分“三就”（野、朝、市）体现尊卑差异，流放分“三居”（远近有别）兼顾惩戒与教化，展现了原始法治的理性光芒。
　　皋陶的智慧，更在于他从未将刑罚视为治理的终极手段。在创制刑罚的同时，他提出“五教”主张，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伦理规范教化万民，主张“明刑弼教”——刑罚的目的不是惩戒，而是辅助道德教化，最终实现“刑期于无刑”的理想境界。为确保司法公正，他倡导“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的慎刑原则，提出“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司法理念，这种珍视生命、审慎用刑的精神，与现代法治的“疑罪从无”原则有着跨越千年的共鸣。而其以神兽獬豸辨奸邪、断曲直的传说，更将“公正无私”的司法精神具象化，成为后世司法官员的精神图腾，从汉代“法冠”（獬豸冠）的形制到当代司法徽章的设计灵感，皆源于此。
　　皋陶的德法并治思想，深刻塑造了中华法系的品格与走向。自夏商周三代起，其思想便被奉为治国圭臬。夏朝直接承袭皋陶的五刑体系，将“德教”与“刑罚”纳入立国之本；西周在此基础上提出“明德慎罚”，将道德教化提升到更为核心的地位，形成了“礼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的治理模式。
　　汉代是皋陶思想传承的关键时期，董仲舒融合儒家伦理与法家思想，提出“大德小刑”的主张，将“德主刑辅”正式确立为治国方略，并通过“春秋决狱”的司法实践予以践行。当时有这样一则典型案例：乙与丙斗殴，丙用刀刺乙，乙的儿子甲情急之下持棍相助，却误伤其父。依汉律“殴父当枭首”的刚性规定，甲当处极刑，但董仲舒援引《春秋》“原心定罪”的大义，认为甲并非有意伤父，其动机合乎孝道伦理，最终赦免其罪。另一案例中，生父甲生而不养，将儿子乙送与他人收养，成年后甲酒后揭露亲子关系，遭乙殴打，董仲舒以“父子之义已绝”为由，未认定乙“殴父”之罪，展现了“德礼入法”的灵活运用，正是对皋陶德法并治思想的生动诠释。
　　这一思想在唐代达到顶峰，《唐律疏议》开篇即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将皋陶的德法并治思想系统化、法典化。唐律中“亲亲相隐”制度极具代表性，规定同居亲属或大功以上亲有罪可相互容隐，甚至对“告祖父母、父母”者处以绞刑，将皋陶“五教”中的孝道伦理直接转化为法律规范。而“所枉重者，罪与主司同，至死者减一等”的条文，则既强调司法公正的刚性，又通过区分主从、宽严相济体现慎刑精神，与皋陶“罪疑惟轻”的理念一脉相承。唐律因此成为中华法系的典范，其影响远及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亚法治文化圈。
　　宋代对皋陶思想的传承更注重司法实践中的教化功能。并善于采取“教化感召+法律威慑”的方式。这种“寓教化于听讼”的实践，正是皋陶“明刑弼教”思想在宋代司法中的鲜活延续，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的治理效果。
　　即便是后世的明、清诸朝，虽律法条文代有损益，但“德主刑辅”的核心精神始终未变。《大明律》《大清律例》均保留“十恶”重罪条款，将违背伦理纲常的行为列为严惩对象，同时延续“八议”“官当”等制度，兼顾法律刚性与道德柔性，成为维系封建王朝统治秩序的思想基石。
　　更为深远的是，皋陶德法并治的思想，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传统智慧。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理方略中，我们能清晰看到皋陶思想的现代传承。皋陶主张的“德教为先”，与当代重视道德教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一脉相承；其“慎刑恤民”的司法精神，深刻影响着当代司法的“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基本原则；而其“獬豸辨奸”所象征的司法公正，更是当代司法体制改革追求的核心目标。
　　有诗为证：

咏皋陶德法并治

　　夏墟理官定宪章，德刑并举佐虞唐。
　　五教敷文安社稷，五刑明典肃朝堂。
　　獬豸触邪昭日月，慎刑恤隐惠苍氓。
　　千年治道源流远，一脉清风继世长。

作者：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 陈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