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志伟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山西沁州武乡县里有韩壁村民间学人李泒编纂了《行用杂字》一书。此作以七言白话的通俗形式,把养子、务农、经商、向学、改过等人生各阶段的生活内容串联起来,全面呈现传统家庭生活的全景。它不像《颜氏家训》那样文辞典雅,也不像《涑水家仪》那样规矩森严,而是用平实直白的语言,成了明清时期山西底层家庭最为真实生动的“生活教科书”。透过这部来自村塾的杂字读物,能清楚地看到传统山西家庭教育里“礼以立伦、法以立规、教以立人”这三重逻辑相互交织的情况,还能给当下倡导“爱国爱家”的新时代家庭观念,找寻到三晋本土社会文化根基。
一、从“三纲五常”到“家国一体”的价值闭环
《行用杂字·养子》卷开篇就讲了“三纲五常原本就在自己身上,礼义廉耻岂能让人”,还着重指出“庭帏事亲若似供佛,尊敬宗族胜过远亲”。传统农耕宗法社会里,家庭被视作践行礼仪规范的最小单元,宗族是连接家庭与国家社会的中介,国家是礼治秩序的宏观延伸和放大。所以,“正家而天下定”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通过“各安生理无闲事”,“和睦乡里正道行”这类日常行为准则的具体实践来实现的。卷七《上学》把“诚意、正心、修身”的道德培育环节放在四书五经等经典知识学习之前。卷十《改过》以“一报天地覆载恩,二报日月照临恩,三报皇王水土德,四报父母养育恩”来结束全文。上述编排就是“修身—齐家—治国”这一儒家核心理想的朴素体现。这种把“核心小家庭—宗族共同体—统一国家”紧密联系起来的价值共同体意识,和当代倡导的“爱国爱家、相亲相爱”的新时代家庭观有着很高的契合度。山西杂字有着突出的价值,它摒弃空泛的言说,把抽象的“忠”具体化为“纳粮当差不逃匿”的具体义务,把“孝”落实为“晨省昏定、移干就湿”的日常关怀,让家国一体的伦理观念在世俗的烟火与蒙学的诵读间自然传承、渗透。
二、父权框架下的教育智慧与时代局限
山西的传统家庭教育里,最显著的核心法度就是“早教”和“严管”相融合。《养子》篇对世人作出警示:“养子得早教育,不能等年老才长成人。”若不教子识逊让,闯祸亡身及其亲。这一理念不单跟《颜氏家训》里“须早教,勿失机”的核心主张相契合,而且和司马光《居家杂仪》所强调的“晨省昏定”日常规训传统也相呼应。山西杂字进一步借助“忤逆还生忤逆子,孝顺辈辈出贤人”这种具有因果教化色彩的叙事表达,把抽象的礼法规训变成了普通民众能切身体验的家族命运传导机制。
不过,这种文本也有着很强的局限性,它必然带有宗法社会“父权至上、重男轻女”的深层影响。比如,卷一里记载,父母为儿子筹办婚事时“东揭西取闹财礼”,儿子娶妻后却可能“男儿又把妻来听”,最终导致“兄弟一模样,个个不孝顺”,双亲陷入“探头缩脑难煞人”的凄凉境地。这类文本在批判子女不孝行径之际,还默认了父权对家庭财产分配权的垄断是正当的。对于女性群体而言,大多只是出现在被规训的叙事语境里,像“不贤之妇又生忿”“纺织全然并不通”之类的表述就表明女性没有得到独立的教育主体地位。
虽说存在上述局限,那里面蕴含的“言传身教、因材施教”这种生活化教育方法,还是有当代的继承价值的。卷五的《务农》按照节气节律来指导后辈打理农事的具体流程。卷六《经商》所传授的“同心协力求利息、牌表纸张要称足”的诚信经营准则。卷七《上学》按照“杂字—小学—大学”的进阶顺序来开展循序渐进的知识启蒙。这种把具体的职业伦理融入家庭教育的实践路径,跟抽象的道德说教比起来,更契合山西社会“耕读传家、农商并重”的在地生存逻辑。对于当下家庭教育来说,大可抛弃那些被父权压制的糟粕,把“在生活实践里开展教化、按照个体特点进行培育”的教育方法核心内核给保留下来。
三、从杂字规训到现代家风建构
《行用杂字》本身就是一个“可背诵、可践行”的民间家训范例。比如,卷四指出家族成员应戒除“倚酒撒泼、夜聚明散”的不良习性。卷十对“越奸越狡越受贫”的投机取巧心态予以斥责。卷八中也包含有“死契、婚书、租牛约”这类实用民间文书的规范格式。这种把礼法义理转变成普通民众能理解、能用的日常家庭规范的做法,体现出山西传统家规里“原则刚性与实践柔性相结合”的核心特点。诸如乔家大院“六不准”、灵石王家“凡语必忠信”这类家训,体现了士绅和商贾阶层所追求的高标准伦理规范。而杂字读物所给予的,是广大普通农户家庭能普遍遵循并践行的“最低行为共识”。
这种“家训制度化”的传统能把抽象的家风价值观念变成具体且能操作的现代家庭行为规范。我们可以保留“早起洒扫、诚信待人、敬老让逊”等有积极意义的行为条目,同时把“父为子纲、男尊女卑”等落后观念剔除掉。可参考山西杂字“按生活场景设立规范”的思路——在餐桌礼仪里培育谦让分享的意识,在家务劳动里塑造责任担当的品格,在邻里交往里践行和睦共处的准则,让“新时代家庭观”不只停留在宣传口号上,而是能在“每周一次的家庭会议、一份共同商定的亲子契约”等具体实践形式里真正发挥作用。
康熙年间山西武乡县那位“身矬面朴”的乡间学者,或许不曾料想到自己编写的乡村启蒙识字课本,在数百年后会成为研究山西民间家庭教育形态的珍贵一手史料。该文献没有宏大的体量,也没有名家大儒的光环,但有着太行山麓乡土生活的原始气息,承载着山西普通民众世代传承的治家育人朴素观念。本文对《行用杂字》所蕴含的礼法观念加以重审,其目的是不全盘照搬传统社会的伦理框架,而是从辩证的角度去甄别和剔除其中的宗法制度糟粕,把家国同构的精神情怀、知行合一的教化路径、务实接地气的行为规范融入当代山西民众的家庭建设当中,让三晋家教的古老文脉在新时代社会生活中持续焕发新活力。
(本文为2025年山西省高质量发展研究课题家庭建设智库专项“山西杂字文献中的家庭建设观及其当代启示”(课题编号:SXGZL2025ZX0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现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语言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