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周北峰、杜任之、阎又文的家国至爱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同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当战火席卷大半个中国时，这两座北方城池却在最后关头免遭破坏。促成这两次和平转变的力量有很多，其中三个人的身影格外清晰：周北峰数次穿越火线，以傅作义谈判代表的身份与解放军逐条磋商和谈条款，数月后又参与签署绥远和平协议；杜任之在北平城内多方奔走，疏通各方关系，力劝傅作义坐到谈判桌前；阎又文潜伏在傅作义身边，持续传递核心情报，默默推动两份协议顺利落地。
　　这三人均与山西大学法学院渊源深厚。周北峰1931年从法国学成归国后在此执教，1936年辞去教职；杜任之1933年到校任教，后出任法学院院长；阎又文1934年考入法学院就读。三人身份各不相同，最终也都未从事法律职业，却沿着各自的人生道路投身时代变局，奔赴到历史最需要他们的地方。

沃土培风：乱世法科的精神滋养

　　中国近代法学教育从诞生之日起，便与民族救亡同频共振。1902年山西大学堂创立，建校初期，景耀月、王用宾、李庆芳等早期学生从山西大学堂东渡日本，专攻法政之学，归国后投身民国初年的共和法治建设。1906年，山西大学堂正式设立法律专门科，山西近代法学教育由此起步。此后，刘绵训、冀贡泉、梅汝璈、冯纶等法学名家先后在此登台执教。在这所学府里，学问从来不是书斋里的营生，更是一代人回应时代召唤的方式。
　　这股将家国命运与个人选择融为一体的学脉，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又悄然托起了三个年轻人。正是在这片沃壤之上，周北峰、杜任之、阎又文先后来到这里。
　　周北峰，山西永济人。1927年赴法国深造，1931年获图卢兹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归国后先后执教于哈尔滨法学院、山西大学法学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白色恐怖与组织失去联系。出于统战大局需要，组织希望他长期以党外身份开展工作。1935年，他与杜任之共同发起中外语文学会，担任学会主编。次年遵照组织安排，告别讲台，进入傅作义部。
　　杜任之，山西万荣人。1928年赴德国求学，先后就读于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研习地质学与化学，又辗转弗莱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钻研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他并非法科出身，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归国后受党组织委派，以法学院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1935年春，他联合周北峰等人组建中外语文学会，创办《中外论坛》，名义上推举阎锡山为会长，实则是传播进步思想的重要阵地。次年夏，他参与发起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1944年正式就任山西大学法学院院长。
　　阎又文，山西荣河人。1934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入学不久便加入中外语文学会，担任干事，负责刊物编辑。在师长引导下，这个年轻人不断接触进步思想，确立了终身坚守的信念。1938年，经潘纪文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至1936年，三人在法学院交集共处两年多时光。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他们相聚在同一校园，依托《中外论坛》同行致远。这段短暂的校园交集，为他们日后在时代变局中挺身而出埋下了伏笔。

殊途赴难：时代变局的使命抉择

　　1948年冬季，平津战局尘埃落定，解放军完成对北平的全面包围。傅作义麾下六十万军队困守孤城，千年古都的命运悬于一线。三位从山大法学院走出的学人，以三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在各自战线上共同推动和平曙光降临北平。三线并进，一明一暗一中转，构成了一局环环相扣的和平大棋。
　　周北峰是明线，站在谈判最前沿。他与傅作义同为山西人，早年曾受傅作义委托赴延安商谈合作，这份信任让他成为傅作义倚重的谈判代表。1949年1月6日清晨，周北峰走出西直门，手持白旗穿越两军对峙地带。寒风灌入衣领，脚下是炮火翻掘过的冻土，每一步都踏在随时可能枪响的死寂里。他抵达蓟县八里庄，与林彪、聂荣臻进行第二次谈判。双方草签会谈纪要后，他将文件贴身缝入内衣夹层，冲破封锁线返回北平。文件很薄，这一路却走得异常漫长。傅作义阅后仍心存犹豫，直到1月15日天津解放，局势再无回转余地。次日，周北峰作为全权代表之一，在通县五里桥参加第三次谈判，签署了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数月之后，他再度作为傅作义一方代表，参与签署《绥远协议》。
　　杜任之是暗线，在北平城内承担地下斡旋的重任。1948年，因遭阎锡山猜忌，他离开山西辗转北平，对外以华北学院教授身份为掩护，核心任务是推动傅作义走向和谈。北平地下党搭建多条联络渠道，联系刘厚同、傅冬菊、邓宝珊等与傅作义亲近的人士协同工作。杜任之借助傅作义高级顾问刘厚同持续传递和谈信息。1948年10月，傅作义计划出兵偷袭石家庄，杜任之委托刘厚同劝阻，使其收回作战计划。当两轮谈判陷入僵局，傅作义提出希望第三方民主党派代表参与协商，这一关键信息经由杜任之传给北平地下党，促成民盟代表张东荪出城参加谈判。他从未出现在谈判桌上，但每个关键节点都有他的痕迹。
　　阎又文是更深处的中转线，以高层长期潜伏人员的身份隐忍坚守。1938年秘密入党后，他以傅作义机要秘书、国民党少将的公开身份潜伏十余年。傅作义主持的重要会议、往来军政文电、公开讲稿，无一不经由他处理，大量核心情报通过秘密渠道源源不断传到我方。1946年绥东战役结束后，傅作义授意他起草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行文措辞十分强硬。傅作义不知道，执笔这封信的正是中共地下党员；而这封信件的拟定，本就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意在助长傅作义的轻敌心态。北平被围困期间，傅作义内心摇摆不定，阎又文时常为他诵读中共的时事评论，劝其顾及古都万千百姓的安危，尽早开启和谈。1949年1月22日，他在中山公园主持记者招待会，当众宣读《北平和平协议》。在记者看来，这不过是一名国民党少将，无人窥见其真实身份。同年6月8日，他又随傅作义参加了《绥远协议》的签署。

岁月沉淀：信义熔铸的君子风骨

　　大局已定，喧嚣渐退。三人都没有留在聚光灯下，各自转身离去，仿佛此前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一件本该完成的事。此后漫长的岁月，才是对人格真正的检验。
　　周北峰回到了绥远。先后担任绥远省民政厅厅长、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厅长，此后历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半生致力于边疆建设。当年在傅作义部工作期间未能恢复的党籍，直到1984年，八十岁高龄的他终于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杜任之是唯一没有离开学界的人。1950年山西大学法学院改为财经学院，他出任院长。此后历任山西省商业厅厅长、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8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创办并主编《哲学译丛》。1978年，年逾古稀的他率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恢复社会学、政治学学科的建议，此后与费孝通等人共同推动学科重建。
　　阎又文走得最早，也走得最沉默。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身份仍是最高机密，连至亲都不知晓。先后担任水利部农田水利局副局长、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1962年9月25日在任上病逝，年仅四十八岁。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墓碑上，没有入党时间，没有革命履历，只有一句“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此后三十余年，他的名字沉在水面之下，真实身份长期保密，直至1997年，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才完整披露了他的潜伏经历。
　　三个人，三种轨迹。周北峰在塞北水利与政务中奔走半生，杜任之在学术重建的案头伏案到老，阎又文在无人知晓的沉默中走完了短暂的一生。他们都不曾以功名自居，不曾以贡献自傲。风骨二字，便是在这样的沉默里一寸一寸铸就。

循理践行：法治精神的时代回响

　　三个人，没有一人以法律为业。周北峰学法律，阎又文学法律，杜任之连法律都没读过，却成了法学院院长。走出法学院，三人始终未曾踏入法律职业的轨道，却有一个共同点：在时代最需要的地方勇立潮头。
　　这看似远离“法治”，实则深植于中国近代法学的特殊脉络。自西法东渐，法学便不曾被当作纯粹的技术传授。救亡图存之际，法科学生研读的不止条文与判例，更是在东西文明的碰撞中苦苦寻求国家出路。而中国士大夫“修齐治平”的千年传统，又在无形中为这门外来的学问注入了家国同构的底色。法学给了他们权衡利弊的理性框架，儒家情怀给了他们挺身而出的根本动力。二者交融，化作一种独特的行动逻辑：不执着于“从事法律职业”，却始终秉持“循理践行”的内核，追求公义、维护秩序、守护民生。
　　正是这股潜流，指引他们在洪流中作出各自的选择。山河飘摇之际，周北峰弃讲台、赴火线，杜任之弃安稳、担危局，阎又文弃坦荡、守暗夜。三人“走出法学院”的方式各异，却踏上了同一条路：在民族最需要的时候，将个人命运汇入历史的浩荡洪流。
　　七十余年过去，烽烟散尽，北平与绥远的城墙早已换了人间。但追问犹在回响：一所法学院，究竟该培养什么样的人？答案或许不在法条里，也不在职业里，而在那些走出法学院之后，仍能在至暗时刻清醒判断、审慎选择、笃定担当的人身上。他们没有成为法官、检察官或律师，却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最深沉的表达。那便是将所学化为所用，将小我融入大我，在时代的考卷上，用一生写下了自己的答案。这正是“循理践行”的全部含义：循的是家国之理、时代之理，践的是担当之行、信义之行。
　　山西大学法科自1906年创立，至今已历一百二十载。周北峰、杜任之、阎又文同在法学院的时光，不过其中短短两年。然而正是这短暂的汇聚，让后人看见一所法学院可能抵达的高度：它不只是培养法律职业的摇篮，更是一个让年轻人学会与时代同行的出发地。
　　他们这样走出法学院，走出方寸书斋，走进波澜壮阔的时代长河；褪去法科学生的职业标签，活成了法治精神最生动的注脚。他们这样走出法学院，也这样，不负家国、不负初心，走完了问心无愧的一生。
　　惠春安系山西法治文化建设研究会副秘书长、山西大学法学院红色法治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山西大学兼职硕导、西北政法大学山西校友工作委员会秘书长。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山西本土法治文化的挖掘与研究，在《人民法院报》《山西市场导报》《民主与法制》发表论文多篇，并主编《法映山河》一书。
　　郭建有系山西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

惠春安 郭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