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西游记:中国智慧在西方》武斌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孔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符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塑造者。孔子的形象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的形象,他对西方人认识中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本书梳理了孔子及其思想走向西方的过程,依托丰富翔实的史料,对西方人的孔子认知史及孔子在西方形象的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展示了孔子思想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融合,以及对西方国家的影响。
本书着眼于西方视角下的孔子,有助于了解西方中国观的演化,在东西方文化的对话中探讨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普遍意义,引发对孔子所代表的中国智慧在当今世界的价值和未来定位的思考。
在美国思想史上,爱默生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是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美国前总统林肯称他为“美国的孔夫子”“美国文明之父”。
1837年爱默生以《美国学者》为题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词,宣告美国文学已脱离英国文学而独立,告诫美国学者不要让学究习气蔓延,不要盲目地追随传统,不要进行纯粹的模仿;另外这篇演讲词还抨击了美国社会的拜金主义,强调人的价值。被誉为美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独立宣言”。
一年之后,爱默生在《神学院献辞》中批评了基督教唯一神教派死气沉沉的局面,竭力推崇人的至高无上,提倡靠直觉认识真理。“相信你自己的思想,相信你内心深处认为对你合适的东西对一切人都适用……”文学批评家劳伦斯·布尔在《爱默生传》中说,爱默生与他的学说是美国最重要的世俗宗教。爱默生经常和他的朋友梭罗、霍桑、玛格利特等人举行小型聚会,探讨神学、哲学和社会学问题。这种聚会当时被称为“超验主义俱乐部”,爱默生也自然而然地成为超验主义的领袖。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爱默生和他所在的新英格兰文化圈开始对东方文化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他们出版的刊物《日晷》在题为《各族圣经》的专栏里连续发表了东方圣哲的语录,包括《摩奴法典》《论语》《佛陀经》《琐罗亚斯德神谕》和《中国四书》等。在美国思想家中,爱默生最早表现出对东方思想的兴趣,他的传记作家称他为美国的孔子、新英格兰的琐罗亚斯德、马萨诸塞的佛陀。
当时开展的中美贸易使中国在新英格兰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自从“中国皇后”号远航中国贸易取得成功后,波士顿和塞勒姆成为美国最大的外贸口岸,而且塞勒姆的口岸比波士顿的规模还要大。在波士顿的文化圈中,中国成为热门话题。爱默生还有一些从事中国事务的朋友,如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后来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蒲安臣等,他们都曾给爱默生一些有关中国的资料和信息。爱默生还阅读过许多西方人写的中国游记和其他著作,使他对中华文化特别是孔子学说有了比较多的了解。
爱默生十分敬重儒家,尤其是十分敬重孔子和孟子。他经常把孔子与基督教的摩西、耶稣,东方哲学家摩奴、琐罗亚斯德相提并论。他阅读了好几个版本的“四书”,先后摘引了近百条孔孟语录,从中汲取营养,启迪自己的灵感。爱默生在1835年出版的《长生鸟》一书中论述了8位古代思想家的智慧,介绍孔子的第一章为全书的重点,他称赞孔子是道德师表,在基督降生前的大批哲学家中堪称第一。
1836年,爱默生读了乔舒亚·马什曼翻译的《孔子》,其中附有原文及作者对中国语言文字的评述。爱默生很喜欢这本书,他在笔记中抄录了几十段文字。后来他从中选了21段刊发在1843年4月号的《日晷》上。1843年,他得到一本戴维·科利翻译的《中国古典:通称四书》,爱默生亲切地说这本书是“我的中国书”。在同年10月号的《日晷》上,刊载了长达6页的“四书”语录。爱默生在序言中写道:“这个译本——它似乎是为学语言而作的练习——是我们迄今为止见到的中国文学中最有价值的贡献。”
在1845年的日记中,他写道:“孔子,民族的光荣,孔子,绝对东方的圣人,他是个中间人。他是哲学中的华盛顿、仲裁人,现代史中的中庸之道。”这一切都表明了他对孔子的深深敬仰和热爱。
美国学者伊罗生指出:“爱默生欣喜地读过被译成欧洲文字的中国名著,并从中吸取营养,用以阐述他自己对绅士风度、个人伦理道德和社会行为、政治道德以及类似于手表机械构造中各部件之间相互作用形式的、人们彼此之间的职责等观点。”
1868年,由蒲安臣率领的中国外交使团访问了波士顿,市长为此举行了欢迎宴会。爱默生作为美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宴会上发表演说。他首先对一个古老王朝突然进入“民族之林”表示由衷的惊喜。他称赞中国的实用工艺如陶瓷、丝绸和茶叶对于世界是不可或缺的,他还热情地赞颂孔子,说孔子的“中庸之道”比耶稣提出的“为人准则”足足早了500年。爱默生说,孔子的道德学说“虽然是针对一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社会,但我们今天读来仍受益不浅”。
在爱默生为首的当地文化圈中,其他作家也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中华文化的兴趣。1837年,年仅20岁的梭罗成为爱默生的助手,开始阅读中国、印度、波斯等国的古代典籍。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引用“四书”多达10余处。在《青青豆叶》一章中,梭罗对自己说:“在下一个夏季里,我不需用那么多的劳力来播种豆子和玉米,我要匀出精力,用来播种——如诚实、真理、朴实、信心、纯真等等。”这些品德,在梭罗眼里远“比其他产物要高尚”。他还引用了《论语》中的“德不孤,必有邻”,以说明他为什么会远离城市的喧嚣独居林中——有德行的人是不会孤独的。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反复强调,现代人的苦恼源于为物质世俗的东西所累,从而失去了生活的真谛。但人们往往认识不到这一点,只是无奈地抱怨“人生之路就是这样啊”!
《论语》中孔子描绘出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理想生活。1000多年后,梭罗在瓦尔登湖的拓荒和居留则是对此最好的实践。他仅用了28美元就建起了他的木屋,8个月的花费不过20美元。在梭罗看来,只需要几样工具就可以生存下去:一把刀,一把斧头,一把铁锹,一辆手推车,已经足够了,而大多数的奢侈品,大部分的所谓生活的悠闲自在,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的发展实在是个阻碍;除了生活上的简朴,更重要的一点是摆脱世俗的羁绊,获得精神上的自由,正如孔子所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梭罗也告诫人们:不要太顾虑于发展,不要汲汲于你的影响,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只有在纯净朴实的生活中,摈弃凡俗的困扰才能寻找到思想的翅膀、心灵的安宁。
梭罗生前的名气并非很大,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其声誉与日俱增,被誉为美国环境运动的思想先驱,被称为“一个隐居的圣人”。
《瓦尔登湖》是一本清新、健康、引人向上的书,它向世人揭示了作者在回归自然的生活实验中所发现的人生真谛——如果一个人能满足于基本的生活所需,其便可以更从容、更充实地享受人生。在书里,我们看到梭罗并没有因物质匮乏而窘迫,相反,正是由于他舍弃了一切身外之物,才有精力潜心研究自然、探索人生,书中洋溢着一种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