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山西省考古学会和山西晚报联合举办，首届山西考古新发现论坛在太原举行

　　山西晚报讯（记者　孙轶琼　南丽江　刘娟）3月29日，由山西省考古学会、山西晚报联合举办的“首届山西考古新发现论坛”在太原举行，6个考古项目入选“2020年度山西考古新发现”。
　　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全省地下文物埋藏十分丰富，每年都会有不少重磅的考古新发现，揭示着三晋大地上悠远流长的历史和文物内涵。此次论坛，旨在梳理我省考古新发现及其重要意义，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文物保护工作的良好氛围。据山西省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媛介绍，2020年，我省考古成果丰硕，全年累计开展考古发掘96项，其中主动性考古发掘7项，配合基本建设考古89项，发掘面积达16000多平方米，出土文物达9000余件/组，实施了12项现场文物保护和搬迁工作，在保证学术任务的同时，诸多基本建设中出土的文物得到全面的保护。
　　本次入围的12个考古项目，涵盖新石器时代至元明各个时段，代表了山西最新的考古成果。汇报中，各项目的负责人先后对项目情况进行了介绍，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对考古项目呈现的特点和亮点进行了展示和释读。汇报过后，现场听众和评委进行提问，项目汇报人进行回答，颇有些论文答辩的意味。最终，运城夏县师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忻州偏关天峰坪新石器时代遗址、运城垣曲北白鹅东周墓地、朔州朔城区后寨战汉墓地、阳泉城区平坦垴汉代古井遗址、大同平城区七里村北魏墓地等6个项目成功入选“2020年度山西考古新发现”；吕梁离石信义新石器时代遗址、运城盐湖董家营西汉墓地、太原尖草坪区镇城西晋墓地、晋中榆次区新付隋唐墓地、太原阳曲戴庄金墓、吕梁汾阳西关元明墓地成为入围项目。
　　山西省考古学会理事长、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晓毅在解读时表示，此次入选和入围的考古项目，都代表了2020年度，山西考古工作的成就，也见证了山西考古工作者的艰辛和卓越精神，主要呈现三个特点，“第一，空间分布全面，几乎囊括山西全境，以12个入围项目为例，涉及到山西8个市，说明山西考古工作遍地开花；第二，项目时间分布全面，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再到战国秦汉、西晋、隋唐和元明清时期，几乎每个时代都有涉及，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第三，通过考古工作者的汇报，让我们看到了现代考古工作的转变，不在于追求挖东西，而是追求遗迹背后的故事，运用科技考古手段，复原历史，让每个考古人不忘初心，牢记自己身上的使命。”针对此次入选的6个考古项目，王晓毅用“实至名归”来总结。
　　山西晚报从创刊之日起，就将文博和考古领域的报道作为重中之重。多年来，晚报记者深入田间地头，走进考古现场，与众多考古工作者肩并肩、心连心，记录现场，还原历史，共同讲述那些深埋在三晋大地的历史和往事。近年来还创办了融媒体综合平台“文博山西”，努力用新媒体手段，让文物报道更加快捷迅速，让文博报道更加精细化传播，让考古人的艰辛付出和工作成果更真实地展现在公众面前。作为主办方之一，山西晩报副总编辑吕国俊表示，每一项考古成果的背后，是众多考古工作者的艰辛和付出，是对初心的坚守和对专业的热爱，考古工作者发现的历史会被记录，而考古工作者走过的每一步，历史也会记录。山西晚报将继续承担起媒体责任，架起考古与公众之间沟通的桥梁，让公众更好地认识考古、了解历史，理解和体察考古人的艰辛与坚守，推动更多的人成为自觉的文化遗产保护者，为山西的考古事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另据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山西考古新发现”票选活动自今年启动后，有望每年举办一次，在今后的活动中，也会邀请更多社会公众参与其中，共同走进山西考古工作的台前幕后，触摸三晋大地上的历史文明。
　　“2020山西考古新发现”入选项目都有啥？
　　今后“考古新发现”每年评选一次，先来看看这次公布的“2020年度山西考古新发现”都有啥?
　　运城夏县师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晋南地区内涵最丰富的仰韶早期聚落遗址
　　山西运城盆地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问题的核心区域之一。师村遗址位于运城市夏县县城西南15公里处，距运城盐湖7公里，地处青龙河故道河曲地带，是目前晋南揭示出的内涵最丰富的仰韶早期聚落遗址。2019年至2020年，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在夏县建立了全国高校中规模最大、设施齐全的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在对遗址进行全面考古钻探的基础上，联合吉林大学黄大年团队对师村遗址采用航磁扫描等手段进行了勘测，发掘面积共2694平方米，揭示出距今6000年以上的石雕蚕蛹和夯土遗存。
　　师村仰韶早期聚落遗址面积约3.5万平方米，聚落被夯土围墙环绕，围墙外侧有夯土台基，墙内有房址。聚落内外发现有墓葬和大量灰坑。师村遗址揭示出的仰韶早期夯土遗存，是黄河流域目前发现最早的夯土，对研究我国夯土工艺的起源具有重要价值。师村遗址出土了丰富的仰韶早期遗物，填补了仰韶早期文化发现的空白，年代早于李济先生1926年揭示出的西阴文化，为距今6000—6500年左右的枣园文化晚段至东庄类型时期。
　　师村遗址出土了4枚仰韶早期的石雕蚕蛹，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石雕蚕蛹形象，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之一。这些石雕蚕蛹，采用中条山地的绿帘花岗岩制成。石雕整体呈黄褐色带有天然黑褐色斑点，施有螺旋状的横向弦纹，简洁地勾勒出蛹的头和尾部，酷似现代家桑蚕蛹。运城地区有“黄帝正妃嫘祖养蚕缫丝”的传说。1926年，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时，曾出土半个碳化的蚕茧，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师村遗址发现的石雕蚕蛹意味着，在距今6000年以前，黄河中游运城盆地先民们就已喜爱并崇尚桑蚕，可能已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
　　在中国考古学百年之际，师村遗址发现的石雕蚕蛹，作为我国独创的科技和艺术品，与丝绸的起源和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存在密切关系，解决了“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在夏县西阴村遗址发现的问题。夏县师村遗址的考古发现，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灿烂成就与重大贡献。
　　忻州偏关天峰坪新石器时代遗址：4500年前的寨堡遗址
　　天峰坪遗址位于黄河左岸的偏关县天峰坪镇天峰坪村东，地处关河入黄河口处附近，是一座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小型石砌台城，所在台地边缘附近设置一些护坡墙，台顶及周边分布大量房址，西部存有进出的通道。据悉，这是一座距今约4500年的小型寨堡，从其地理位置可见，该寨堡易守难攻的古堡遗址，具有极强的防御色彩。
　　2019年9月开始，为配合忻州市三大板块旅游公路偏关段的建设，经批准，在该台地北部进行了一次发掘，揭露面积1000平方米，发现阿善三期护坡墙多段、房址16座，龙山时期遗存主要为废弃堆积，包括零星墓葬。
　　该遗址阿善三期流行石构建筑，修建了台地边缘护坡墙、墩台，还有一批单间和连间的石砌房址等，普遍使用门轴石等建筑构件，农业经济以粟黍种植为主，生活用器盛行溜肩罐、圜底瓶等，主体年代在公元2400年前后，距今已经有4400多年的历史。该遗址中，还发现了门轴石，是供门安装所用的。从遗址中看，门轴石建在左手靠外的位置，这与现代人对门的安装习惯相同，说明早在4000多年前，人们就是这样来安装门的，千年来的使用习惯并未改变。
　　该遗址是河套地区最先兴起的一批石城之一，其发现完善了黄河东岸史前石城的发展轨迹。同时，其选址于两河交汇的关隘地带，形成三面环河临沟的防御态势，揭示了早期石城的一般构筑模式和兴起的重要动因。此外，遗址出土的以溜肩器为代表的阿善三期遗存与南部小官道类型形成文化的显著差异，暗示了龙山石城大范围出现前，黄河两岸地区南北文化上的对峙。
　　运城垣曲北白鹅东周墓地：召氏后裔的采邑墓地
　　垣曲北白鹅墓地位于山西省垣曲县英言乡北白鹅村东，地势北高南低，北依王屋，向南距黄河10公里，东南距洛阳72公里。2020年4月，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为首组建的北白鹅墓地考古队，正式进驻墓地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
　　2020年度，考古工作者共抢救性发掘西周至春秋时期墓葬9座、晚期灰坑17座，墓地分为Ⅰ和Ⅱ两个区，发掘面积近一千平方米。从目前发掘情况来看，墓葬分布较疏，以大中型墓葬为主，形制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为南北向，墓主人头向北，七座墓葬有腰坑，五座有殉狗。出土铜、玉、骨等各类文物500余件套，陶器几乎不见，铜容器已出土达百余件。出土的五十余件铜器发现铭文，内容16篇，涉及“中氏”“匽中”“太保”“太师”“中大父”“華”“虢季为燕姬媵甗”以及周王命“夺”掌管成周地区讼事和殷八师等内容。墓地族属为召氏后裔“太保匽中”在成周王畿内的采邑墓地。墓地时代为春秋早期。
　　北白鹅遗址是一处历时久长、内涵丰富、保存较为完整的大型遗址，为研究晋南地区不同时期的埋葬制度、人群族属、社会生活等提供了新的资料和参考，对探讨黄河文明、探索晋南与成周地区之间的关系、探索晋南地区文明化进程在整个中原地区的地位都具有重要意义。
　　朔州朔城区后寨战汉墓地：汉狄文化交融的墓地
　　后寨墓地位于朔州市朔城区窑子头乡后寨村西约2公里，东临恢河，西靠管涔山，北距秦汉马邑城址约9公里，南距阳方口约18公里，处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融的关键地带。
　　2019年10月至2020年12月，为配合朔州市新殡仪馆的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朔州当地文物部门对该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393座、车马坑3座、灰坑15个。墓葬时代以战国秦汉为主，出土各类文物1000余件/组，以陶器为主，极少数墓葬有青铜兵器和车马器出土，器物风格及组合兼具中原农耕和北方游牧文化属性，是一处典型的汉狄文化交融的墓地。
　　后寨墓地规模大，延续时间长，陶器组合多样且演变序列基本完整，是建立北方地区长城沿线地区战汉考古断代标尺的珍贵材料。墓地文化因素复杂，既包括以单耳罐为代表的游牧民族文化因素，也有以鼓裆鬲为代表的中山国白狄族文化因素，还有以鼎、豆、壶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因素，对研究晋北地区战汉时期区域文化面貌和民族融合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曲尺形车马坑为晋北地区首次发现，同类型车马坑在太原金胜村赵卿墓、辉县琉璃阁及邯郸百家村等晋、赵文化核心区域也有发现，为研究战国时期赵国的势力范围及文化的影响区域等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对探讨战国时期中原及北方地区的政治、军事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阳泉城区平坦垴汉代古井遗址：国内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战国水井
　　平坦垴战国古井位于阳泉市洪城北路东侧，北距平坦垴战国古城北墙570米，2019年11月棚户区改造施工过程中发现，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和阳泉市文物管理中心正式开展联合考古发掘。
　　因该井地处城市建成区，上部结构已无存，考古工作者在确认现开口层位的井外结构后，对井内采取二分之一解剖分段下挖的发掘方式，弄清了古井结构及井内层位。该井为平面九边形的木构支护结构，残深9米，上口直径5米。井壁四周由两端加工成原始榫卯结构的柏木相互搭接呈闭合的九边形后逐层垒砌，为增强稳固性，垒砌过程中榫头朝向逐层更替，现存45层。井内出土大量筒板瓦残片及经过加工的木构件，推测当时井上方有井亭之类的建筑物，经过拼合实验可以复原出井栏的砌筑结构。
　　根据井内木构件进行测年后判断，这口古井的砌筑时代为战国，废弃时代在西汉。该井是目前国内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战国水井。九边形的构造颇为奇特，砌筑工艺考究，木构件中的槽口榫、企口榫、燕尾榫是现存最完整的早期榫卯结构实物。该井的发现对于战国古井砌筑工艺、早期木构建筑研究、平坦垴战国古城的史料补充都有重要的意义。
大同平城区七里村北魏墓地：创造了大同北魏墓葬发掘中多项唯一
　　大同平城区七里村北魏墓地位于大同市七里村西北处，东邻永泰南路，南为七里村，西侧为交通苑小区，北接开源街。东距御河1.3公里，西距大同南郊北魏墓群0.8公里。
　　2020年8月至12月，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对这批墓葬开展发掘工作，共清理北魏墓葬86座。墓葬形制多为斜坡墓道土洞墓，随葬器物多为陶罐、陶壶等，共计300余件，是一处十分重要的北魏墓地，为北魏平城墓葬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尤为重要的是M29的发掘，包括墓室壁画、完整漆木棺、丝纺织品、漆器在一座墓集中发现，而且保存较好，创造了大同北魏墓葬发掘中多项唯一。M29位于墓地的北部，为长方形斜坡墓道砖砌单室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内保存一座完整的漆木棺，四壁、顶部绘有精美壁画，棺前随葬品原样保留，棺内发现保存较好的丝纺织品、服饰以及多件保存完整的漆器。
　　M29完整北魏漆木棺发现对北魏木棺形制和制作工艺研究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墓室精美壁画为认识北魏时期生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北方地区不易保存的漆器的发现和保护为漆器制作工艺研究和保护提供了实物资料；M29的发掘创造了大同北魏墓葬发掘中多项唯一，对于北魏墓葬分期、分区研究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2020山西考古新发现”入围项目也各有千秋
　　此次入围“2020年度山西考古新发现”的六个项目，考古成果也非常卓越，非常具有研究价值和科技保护价值，可谓是各有千秋。
　　吕梁离石信义新石器时代遗址：早在4300多年前，这里曾是聚落居住地
　　信义遗址位于吕梁市离石区信义镇信义村北，处于小东川河与其季节性支流阳坡沟交汇处东北部，西南与后石墓地隔河相望。2020年3月至8月，为配合国道209改线工程吕梁新城区段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吕梁市文物考古调查勘探队，对遗址进行了发掘。整个遗址面积约40万平方米，根据出土陶器和测年数据，确定其年代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龙山时期，距今有4300多年的历史。
　　本次发掘共揭露房址13座、灰坑5座、陶窑1座。庙二早期房址12座，其中9座集中分布于遗址D区，出土陶器主要器类有：夹砂深腹罐、小口高领罐、敞口浅腹盘、圆腹罐、折沿盆、陶豆、陶杯等。未见斝、釜灶等器类，与侯马东呈王、河津固镇第三期器类和器形相近。根据出土陶器，判断其年代为庙二早期。
　　信义遗址发现的房址全部为土构建筑，系利用山梁断崖，在土梁边缘地带挖掘了底平面为圆角方形、上部为穹窿式结构的土窑洞，并且依自然地形成排分布。每座窑洞前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活动空间和将他们串联起来的路面，构成一个完整的小型聚落。这种居址形式与河套地区流行的石构建筑完全不同，形成了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特色鲜明的两大建筑传统。
　　信义遗址的发掘为探索史前时期中原与北方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互动及其不同建筑模式的空间分布提供了新的素材，是考察两大区域文化之间融合、互补发展趋势的重要线索。
　　运城盐湖董家营西汉墓地：表现汉代河东地区文化面貌
　　董家营墓地位于运城市盐湖区董家营村东1千米处。2020年8月至10月，为配合运城会展中心项目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工作站联合对工程范围内探出的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西汉墓16座，出土随葬品240余件（套）。
　　墓葬形制分为竖穴墓道洞室墓、斜坡墓道洞室墓、带斜坡墓道竖穴墓、斜坡墓道单室券顶墓及斜坡墓道前后室券顶墓五类。墓葬方向有东西向、南北向两种，东西向墓葬墓道在东，墓室在西；南北向墓葬墓室或南、或在北。M5为双人合葬，葬具一椁二棺，其余为单人葬，葬具单棺，墓主头向均朝向墓道方向。墓中出土随葬品以陶器、铜器为主。
　　陶器一般置于墓室口或墓壁与棺之间，带壁龛墓葬陶器多置于壁龛之内。器类以矮直领圆鼓肩平底罐占绝对多数，每墓随葬多件，形制相同，近半数带有器盖，盖面模印纹饰，有鱼鹰衔鱼、五铢钱纹、乳丁纹、乳丁禽兽纹、蛙纹几种。M15陶罐肩部带墨书文字，内容有五种：“白粱米”“食一器”“酱一器”“麦一器”“稻米一器”等。陶灶、陶壶亦普遍随葬，陶灶一般一墓1件（套），陶壶成对出现，多作长颈、圆腹、铺首衔环造型。
　　铜器多置于棺内，器类有铜镜、印章、兵器、车马器、钱币等。铜镜为连弧纹日光镜、昭明镜。印章共出3枚，均为私印，分别为“李宗”“李受王印”“李褒”。车马器、兵器为微型明器，有当卢、辖軎、盖弓帽、弩机等。
　　从出土随葬品来看，墓葬年代集中在西汉晚期，下限可至新莽时期。董家营西汉墓保存完好，随葬品类别丰富，组合完整，表现出了汉代河东地区的文化面貌，对于理解汉代河东地区社会生活、理解汉民族特色的形成具有积极的意义。
　　太原尖草坪区镇城西晋墓地：为山西为数不多的西晋墓又添实物佐证
　　太原尖草坪区镇城村共发掘西晋墓2座、清代墓18座，出土陶瓷器、铜器等器物75件。目前，从发表资料可知，山西境内出土的西晋墓非常少，本次发掘出土的两座西晋墓，无论是墓葬形制还是出土遗物都非常重要。
　　西晋墓葬位于发掘区东北部，M23、M25东西并列，均为洞室墓。M23墓室内有一梯形棺，东南—西北状斜置，棺内人骨保存较好，仰身直肢，头向东南，为30岁左右女性。出土器物17件，陶器有帐座、灯盏、罐、碗、灶、釜、井，黄釉小罐，铜钗、臂钏，漆器。M25墓室西侧有一梯形棺木，棺内人骨保存一般，仰身直肢，头向南，为40-45岁左右女性。出土器物14件，陶器有罐、碗、灶、釜、甑、井、帐座，黄釉小罐，铜器有钗、连弧纹镜、大泉五十。
　　从墓葬形制、规格及随葬品来看，墓主应非一般平民，两座女性墓葬并排布局的现象也较为特殊。通过对墓葬形制、结构、出土器物以及后续的动植物、微量元素、体质人类学等科技考古分析，或为墓葬制度变迁、墓主族群、饮食结构等研究提供新的认识。
　　晋中榆次区新付隋唐墓地：对开展山西地区隋唐墓葬的分区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新付隋唐墓地位于晋中市榆次区新付村西约0.5公里处，地处太原盆地东北边缘山前丘陵地带，南临潇河，地势相对较高。2020年3月至5月，为配合晋中奠中国学双语实验学校的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晋中市考古研究所对建设区域进行考古发掘，清理隋唐及清代墓葬25座，出土各类随葬品130件组。
　　隋代墓葬共发现两座，均为土洞墓，其中M22形制较特殊，为带阶梯形斜坡墓道的双洞室墓，墓室平面呈梯形。两室内各置一木质棺具，均为夫妻合葬，是研究多人祔葬现象的有益材料。唐代墓葬共14座，以砖室墓为主。墓室平面可分弧边方形、弧边长方形及梯形三类。其中弧边方形墓墓室面积在7-11平方米，墓葬规格较高，多有甬道，有木质棺具，无棺床，棺底垫砖。随葬品较丰富，出土有精美的三彩釉陶，其墓主身份等级应非普通庶人。弧边长方形墓的墓室面积在2-4平方米，墓室北侧砌棺床，单人葬或夫妻合葬，无葬具，随葬品简单且数量较少。另有一类梯形墓，墓圹长方形，带浅斜坡墓道，内砖砌梯形墓室，仅能容身，墓顶呈船底状，单人葬或夫妻合葬，无葬具。此类墓与北方地区小型唐墓中常见的棺形墓、船棺墓相似，后者广泛分布于河北、北京以及辽宁朝阳地区，可能属于某种特定葬俗，其背后所蕴含的种族与文化因素值得深入探讨。
　　目前山西地区已发现的隋唐五代墓葬约100座，地域上以太原和长治两地最为集中。本次发掘的隋唐墓葬及其随葬器物，进一步丰富了太原地区隋唐墓葬的资料，对开展山西地区隋唐墓葬的分区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太原阳曲戴庄金墓：目前太原地区发现的最精美的宋金砖雕墓
　　戴庄金墓位于太原市阳曲县泥屯镇戴庄村西南100米处。2019年12月到2020年1月，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该墓葬为仿木结构砖雕彩绘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为竖穴式，平面呈梯形。靠近南端处东西两壁各有三排脚窝。甬道顶部为券拱形。墓室与甬道之间以大块砾石封门，共计两道。墓室平面呈八边形，东西长2.44米、南北宽2.43米、残高2.96米，墓顶为圆形券顶。墓室内铺满方砖，共计四层，靠近甬道处以条砖收边，以此作为棺床。棺木散落严重，靠近北壁处有三副骨架，一副为仰身直肢，其余两副放置较为散乱，应为二次葬。
　　墓室四壁雕刻有精美的仿木结构建筑，主要有立柱、斗栱、阑额、屋檐等。其中立柱有八根，均为八棱柱，柱头上砌有八个转角铺作，转角铺作间还有补间铺作。除此之外，北壁、西北壁、东北壁雕有浅龛，上雕帐幔，内设小木作，如桌椅、屏风、供桌等。东西两壁为宋金时期常见的“妇人启门图”，格子门的雕刻十分写实，表现出格眼、腰花板、障水板三部分结构，并雕刻出边框上的桯线，格眼、障水板上还雕有精美的图案，以花卉和方格纹为主，其上还有口衔仙草的鹿和婴戏图；东南壁和西南壁中间雕刻直棂窗。南壁为墓门所在，墓门两侧以墨线简单的绘出两幅图案。彩绘上还有墨书题记，东壁拱眼壁上有墨书题记“大定拾□□月十五日□□於兹”；北壁拱眼壁内题“武□”。
　　戴庄金墓是目前太原地区发现的最精美的宋金砖雕墓，现已经将其整体搬迁保护至太原市博物馆。
　　吕梁汾阳西关元明墓地：年代明确的纪年墓，为同时期墓葬研究提供标尺
　　汾阳西关墓地位于西河乡西关村，共发掘元、明墓葬88座，其中砖室墓25座、土洞墓63座，出土器物共计459件。
　　砖室墓分两种形制，一种是穹隆顶八边或六边形墓室（18座），一种是拱形顶八边或六边形墓室（7座）。由墓道、封门、甬道、墓室组成。仿木结构墓葬斗拱做法比较简单，斗拱为一斗三升式，其上承撩檐枋、檐椽、滴水，个别壁角有倚柱。其中有3座明代壁画墓，1座已漫漶不清，另2座壁画内容相似，均为端坐的墓主人和持物或劳作的男女侍从、人物。M48墓门右上方隐约可辨“永乐二十一年”的题记。竖穴土圹洞室墓63座，墓门一般用石板或砖块封堵，墓葬普遍较深，单人葬或合葬。随葬品以瓷器为主，有碗、罐、盏等；陶器有罐；铜器有镜、钱币。
　　明初对服饰、器物、居所等关系民众日常生活的礼仪规范极为重视，明早期壁画墓色彩单调，且数量急剧减少，与明代的制度重建不无关系。M48是一座年代明确的纪年墓，为同时期墓葬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标尺。这批墓葬是研究民窑瓷器、社会风俗、宗教信仰、元明建筑等不可多得的实物标本。
08-09版采写：山西晚报记者　孙轶琼　南丽江　刘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