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极少写关于父亲的东西，倒不是我不爱父亲，实在是父亲走的时候我年龄尚小，在他走后的几十年里与母亲经历了太多的苦难，磨掉了不少对父亲有限的记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父亲在我的记忆里越发得清晰，渐渐地立体化起来，我对父亲的思念也渐渐酿成了一壶陈年老酒，在建党百年的日子里再不把它拿出来献给我的父亲，深感有一种莫名的愧疚。
　　父亲是一名老党员、老革命，“文革”前他已在村里担任了16年党支部书记。前年，在父亲母亲合葬的前夜，谈起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一个老物件“勾镰”，兄长第一次给我说起关于它的故事。原来它是父亲在参加牺盟会后，面对复杂局面，为了出行安全的防身武器。父亲在世的时候，也曾给我们讲过类似的经历。有一次，日本人去了一个叫任家坪的地方，他们七八个游击队员在村后的山上，听见日本人让村民集合，便将一颗手榴弹扔了出去，手榴弹爆炸后，日本人吹着哨子朝他们追过来，他们翻山越岭逃出二十几里路。
　　前两年母亲的记忆力开始衰退，一次在我家里为了让她有事干，我就让母亲和妻子一起把零钱整理一下。整理的过程中，妻子与母亲开玩笑：“见过这么多钱吗？”母亲立即反驳：“这有几个？打日本那会儿，老汉（指我父亲）为八路军筹粮款，周围十几个村子的钱都数过，有时一次就是一‘簸箩’（一种农具）。”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虽然是个农民，但他有不少当干部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当年一起闹过革命的。后来我们也问过母亲，父亲为什么没有出去工作，而是一直留在农村。母亲告诉我们，父亲说过，一是因为他不识字，二是他听党的安排，就一直留在农村。
　　父亲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但他有足够的胸怀。父亲留给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弯着腰在生产大队打谷场上接受批斗的场面。我那时刚两三岁，坐在母亲的怀里，母亲紧紧地抱着我。我记得当时挨斗的不止父亲一人，母亲后来告诉我还有村上的会计，我父亲的罪名是投机倒把。长大后，我才知道父亲怎么就成了投机倒把的。一件事情是：当年父亲参加革命时结识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后来在当时的西康省担任了领导职务，多次写信让父亲去看他，父亲便去了趟西康省。我母亲讲起这件事，特别佩服父亲。全凭一个信封上的地址，坐汽车、坐火车，到处打问，居然找到了他那位朋友。最为引以自豪，也为父亲后来带来灾难的是朋友掏钱让父亲从西康省搭乘飞机往成都，然后坐火车返回。父亲回来后，到处夸耀他坐飞机的感受。没想到，“文革”时这些都成了罪状。父亲本来想申辩让去核实，但怕连累朋友，便只好作罢。另一件事情是：父亲当年赶着一对毛驴跑太原，往返半个月一趟，那时太原已经被日本人占领，去的时候驮些小米、红枣等土特产，回来时换成布匹、铁皮水桶等工业品，这些东西多数是给黄河对岸的八路军，为了遮人耳目，一小部分就地销售，没想到这也成了挨批斗的由头。
　　“文革”结束后，父亲得到平反，又担任了村党支部副书记。在我8岁那年，村里又开了一次批斗会。事情的缘由是村里有两个人偷了邻村生产队的麦子，麦子退回去不说，还要批斗，批斗完了要法办。那是个夏日的下午，全村人聚集到大队喂牛的地方，邻村的队长、本村的队长先后讲话。看见事情有扩大的趋势，父亲接过话茬。“文革”开始后，这两人怕受牵连，不仅与他不说话，而且还参加过对他的批斗，但父亲说他们本质上依然是好后生，既然出了错，该罚就要罚，但家里有好几口子要养活，不能法办，罚下多少他们不出他出。父亲毕竟是多少年的干部，平时也仗义疏财，方圆有些影响，邻村队长便放弃了法办要求。
　　父亲乐于帮助乡亲们，是远近闻名的好人。村里有红白事，规模稍微大点的，都请父亲去做总管，有时邻村办大事宴，也请父亲去当。那个时代的农村，总管的确不好当。首先事先要计划好，俗话叫“摊事宴”。根据主人家计划请的人员范围，确定来客人数，确定物品准备的数量。最难的是那时村里普遍困难，也不像现在这样采买方便，需要的米面都要自己加工，加工多少是很难确定的，既要做到丰富待客，又不能有丝毫浪费。父亲最引以自豪的是一次办事吃完饭后只剩下四个玉米面馒头。再者，村里人会做饭的少，办事又不像现在请专业的团队包厨，是很犯难的事。父亲走南闯北，人又实在，就揽下做饭的买卖。既总管，又做饭，累啊！每办完一场事，回到家浑身酸痛，睡觉呻吟不断。母亲和我们兄弟都怨他，他也说干不动了，能不去就不去了，但过几天有人上门请，便又去了，理由是他既是党员，又是干部，老百姓有难处就得帮忙。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还为村里一家过世的老人摊完了事宴，原定隔几天正式去帮忙，不想第二天上午他便永别我们于一场意外！父亲的乐于助人，为他赢得了“好人”的美称，在他过世后，家里遇到一些难事，总能得到别人的帮助。
　　父亲留给我的是满满的爱。我一生最感觉对不起父亲的是一件看似极小其实不小的事。10多岁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脱光了准备睡觉，父亲用他那宽大的手掌在我背后拍了一下，我“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为此还与父亲吵了一架，骂父亲“疯了”，不该打孩子。父亲解释了半天，说是看见“亲”想摸一下。这件事在我心里留下了很深的阴影，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是家里最受父母兄长姐姐们疼爱的人，父亲怎么可能是故意打我呢？我怎么就那么不懂得父亲的爱呢？可惜后来永远没有了解释的机会。
　　父亲一生不沾腥、不吃肉，但我稍大了以后最不能忘记的就是家里几乎每年冬天都要杀一头猪或一只羊。有时是自家养的，有时是买来的。宰杀后，父亲把肉卖掉一部分，一般卖够本钱就不卖了，然后把剩下的肉和下水留给我们吃。我的嘴馋是出了名的，所以我经常记起父亲为我们处理羊头的场景，记起兄长为我们处理羊肚、猪大肠的场景。后来我在为孩子们做点吃的，或办什么事情烦躁的时候，常常想起那时吃土豆丝拌羊头肉、拌羊肚、拌猪大肠的滋味，想起父亲一个不沾腥味的人为我们能有一口好吃的而宰杀猪羊，那得有多大的勇气，多深的爱才能做得到！
　　父亲早早地走了，但他留给我的思想理念，做人做事和对待问题的方式，是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特别是他对党的忠诚，对老百姓和家人的爱，如同一盏不灭的灯，永远闪耀在我的心中。

□薛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