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革命？刘江的回答最简单——不革命没法活，因为鬼子打到了家门口，家乡沦为敌占区！
　　刘江的青春年华是在血与火中淬炼的。1936年，18岁的刘江扔掉铺盖从县城跑回村里，踊跃报名参加了牺牲救国同盟会。“七七事变”后，在太原上学的姨表弟张福兴回乡组织“抗日学生会”，介绍刘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党组织指派刘江出任抗日村长，于是，他和同志们组织起自卫队，冶铁打刀，拿起了抗日的武器。
　　红日照遍了东方，“中华儿女”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
　　“——那时我们就唱成‘中华儿女’，而不是‘自由之神’，救中国要靠我们自己，人民靠我们去组织，反动派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
　　1938年，党组织调刘江到胜利报社工作，从那时起，他成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胜利报》是中共晋冀特委机关报，当年5月1日创刊于和顺县园街村。1941年7月7日，《胜利报》升格为中共晋冀豫区党委机关报，易名为《晋冀豫日报》，即由地委报变成了省委报；年底，又并入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新华日报》（华北版）是党的喉舌，是党在华北动员人民、组织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是“敌后抗日的一面旗帜”。
　　在报社，刘江从缮写员、校对员开始干起，干中学，学中干，一笔一画容不得一丝差错。石印接近于雕版印刷，它是利用油水不相溶的原理在石板上印刷。先将质地细腻的石灰石板打磨得非常平整光滑，然后用药水（油性墨）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字绘图，再刷上薄薄的一层水，用墨磙在纸上滚动。这时有油性图文线条的地方因为没有水就获得了油墨；相反，空白处有水不沾染墨，然后覆上纸张加压，就获得一份报样。但这时报纸得到的图文是反的。所以，实际运用时还有一道工序，即先用药水在纸上写字或绘图，然后用压力覆到石上，揭去纸，刷水、上墨，再覆纸，加压，就得到一份正的图文：正—反—正，这就是石印。写版、刻版时要把手洗得干干净净，蘸着药水，大气不敢出，不敢让手出汗，悬肘写刻，不敢让手挨到版上，否则，就毁了版没法印，印出报来也看不清楚。刘江就是一夜一夜地写版、刻版，有正文，有标题，有各种字体和图案。刘江就是这样练就了书法家的基本功。
　　刘江从事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不是投笔从戎，更不是弃武从文，而是在党的培养下，迅速地成长为一名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的战士。在报社，他握起了笔杆子，但从来没有放下枪杆子。在频繁的反“扫荡”战斗中，他和战友们时常要把印刷机掩埋起来，只带一部电台和铅印机，一边战斗一边出报，拿起刀枪进行战斗。他是报社选定的战斗小组组长，总是带着一支步枪先行带路。游击途中集体过夜，特别是后半夜到黎明这段时间，几乎都是由他来站岗放哨。每次反“扫荡”战斗结束后，对英雄模范人员进行表扬或奖励，毛巾、肥皂的奖品都有他一份。
　　“往事历历在目，身边倒下去的人太多了。最痛心的是抗日战争1942年5月在太行山，日军大‘扫荡’，在辽县十字岭那一次，刘伯承说过我们连折两员文武大将，武的就是左权副参谋长，文的就是新华日报（华北版）总编辑兼社长何云。那一次，光是我们新华日报社一下子就牺牲了57人。他们都是大知识分子呀，会说外语，博古通今！他们都是我敬爱的战友和兄弟。”
　　从血与火拼杀出来的同志们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化悲痛为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很快又在战地恢复了出报。1943年10月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改为《新华日报》太行版，成为中共太行区党委机关报，随军记者刘江先后担任通讯科科长、编辑科科长等职务。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刘江一直战斗在太行山上。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刘江雷厉风行、擅开新局，下山进城后是党组织屡委重任的一员闯将：接管敌产，组建山西人民广播电台；白手起家，创办中共太原市委机关报《太原日报》；1953年，任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兼总编辑、山西省人民广播局局长；1964年，创办中共山西省委《山西四清报》，担任总编辑。1972年任山西省出版局党委书记兼局长，1975年任山西省文化局党组书记兼局长，1979年任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30余载只争朝夕建队伍、强素质、开新局、创佳绩，为山西的文化建设和新闻宣传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齐千里
　　（此栏目内容节选自三晋出版社新书《战火中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