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周日，云冈博物馆内，“中国与世界”系列特展正式开展已一个半月，观众仍络绎不绝。
　　海蓝、橘红、朱紫，三种色调烘托出不同的展览主题，所代表的辽阔与明亮、辉煌与热烈、深沉与厚实，使“云冈”“中国”“世界”相互映照，互为表里，醒目而和谐。“很久没见过这么设计大气、内容丰富的展览了！”一位观众说。
　　不仅是形式和内容上的吸睛夺目，透过这个展览，可窥见云冈研究院在构建“云冈学”中的新维度和新视野。
　　云冈新声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2021年2月11日，央视春晚，太原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亮相，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后回归祖国。舞台上，向海内外展示中国石窟艺术价值的主讲者之一，是杭侃。8天后，他正式就任云冈研究院院长。
　　6月1日，在云冈石窟博物馆，“中国与世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云冈石窟一周年系列特展”“丝路精魂——古代龟兹石窟壁画摄影艺术展”双展联开，主持者正是杭侃。他在致辞中说，云冈石窟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文化遗产，我们希望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时空框架里去阐述它的意义。
　　“云冈石窟正在一个更广泛的维度上来理解自我，展望未来。”杭侃说，2020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云冈时强调“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正是本次展览的主题——“中国与世界”的由来。
　　这是杭侃到云冈任职3个多月后，推出的第一个重磅展览。
　　春晚、云冈博物馆，两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杭侃，明确表达着让世界欣赏中国石窟艺术蓬勃向上的审美，领略一个民族朝气和创新力的愿望。
　　杭侃师从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研究方向主要有宋元考古、佛教考古、文化遗产保护等，是考古文博领域一位综合型知名学者。从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上海博物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再到山西大学、云冈研究院，他先后在中原、海派城市、首都、中部省份工作，这种常人少有的履历，让他的学术视野自然有几分不一样。
　　“其实，从诞生之日起，云冈石窟就有‘中国+世界’的基因。”特展开展当日，杭侃在接受山西晚报记者采访时说，2001年，当云冈石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时，它被评价为“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的第一个巅峰”，其在受到南亚和中亚佛教石窟艺术影响的同时，又带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当地精神，“这样的表述也在提醒我们，看待云冈的方式应当是世界维度的。”
　　在这一维度下，云冈研究院的此次特展，用全新视角选取了与云冈石窟关联的多国的研究、保护和利用成果，和云冈石窟进行比对，展现其作为世界范围内文化传播典型例证的相通与关联性，从而聚焦云冈石窟的历史文化意义、世界意义。
　　特展主题为“中国与世界”，“中国”部分，主要阐释云冈石窟1993年、2011年两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学术内涵，由四个主题展览组成，均配以云冈石窟发掘所获文物。
　　“一个云冈，先后两次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国内很罕见，大大丰富了云冈学的内涵。这么好的资源，理应以展览的方式，进行横向比对和价值阐释，让更多的人知道其丰富的内涵。”杭侃说。
　　除了“凿石开山，因岩结构——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云冈第3窟窟前遗址考古成果”“山堂水殿，烟寺相望——201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云冈石窟窟顶寺院遗址考古成果”两个主题，“中国”部分的另两个主题，是“真容巨壮，世法所希——昙曜与大像窟开凿”“隶楷之变，莫备于魏——平城与洛阳的魏碑”。
　　“非常巧妙贴切。”看过展览，山西博物院院长张元成这样评价，记录云冈最有名的文献，是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中的“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这次展览，将这一经典描述和展览主题以及云冈石窟考古所获文物和研究成果融合得非常好，“真正做到了情景交融，当年盛景似乎历历在目。”
　　“世界”部分有三个主题展览。“重现高棉的微笑”，围绕柬埔寨吴哥窟展开。同样作为《世界遗产名录》上的遗产地，吴哥窟与云冈类似，都因海陆丝绸之路的兴起而繁盛，因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而造就；“发现斯瓦特”，围绕位于中亚的斯瓦特地区展开，这一地区是讨论云冈宗教和艺术传播路线上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节点；“万里茶道——从朝贡到商贸，以茶为媒的千年对话”，围绕万里茶道展开。大同恰处这一线路上。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1998年开始在吴哥窟开展保护修复，代表了我国保护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增进国际交流的初心；在斯瓦特，意大利相关部门开展了65年的考古工作，它给我们的启示是‘佛教考古’到底有着怎样的宽度和广度；对万里茶道的关注，是因为可以探讨包括大同在内的沿线各国城市在单一因素激发下如何有机发展。它们都与云冈或直接或间接相关，可以从另外的视角来反观云冈。”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张焯对此阐释。
　　除这七个主题，云冈美术馆里还举办了古代龟兹石窟壁画摄影艺术展。这样，云冈研究院一次性就推出八个主题系列展，在历史上绝无仅有。
　　“近些年云冈石窟变化很大，不但在硬件上有很大的变化，在思想认识层面同样有飞跃式的提高。比如这次展览的内容，不但有云冈石窟的内容，更有包括吴哥窟、斯瓦特地区及茶马古道的内容，体现了世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参观了展览的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王邦维给予很高评价。
　　云冈新速度：正向“显学”迈进的“云冈学”
　　“中国与世界”展览背后，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的“云冈学”。
　　2020年9月9日，大同大学云冈学学院和云冈文化生态研究院揭牌；2020年10月30日，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暨北京大学—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中心成立；2021年2月19日，云冈研究院正式挂牌。
　　其中，云冈研究院的成立，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要知道，在百余年前的1902年，日本人伊东忠太在“发现”云冈时，云冈还处在一片废墟中，基本无人管理也无人过问。当时，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而今天，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跌宕起伏后，云冈享誉世界，“云冈学”逐渐形成体系和规模。
　　云冈因何资格成“学”？如果追根溯源，还得提到宿白先生。
　　1947年，宿白先生在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善本书籍时，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原文，所述内容涉及北魏历代开窟建寺问题，更可贵的是弥补了唐代贞观至金代皇统约五百年间云冈石窟修建的历史空白。随后，宿白先生对日本学者占据主流地位的云冈分期方法论提出质疑并阐释了自己的观点。最终，日本学者承认了宿先生的云冈分期。这场论争，确立了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学术地位，宿白先生也被公认为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
　　云冈石窟，是宿白先生研究中国石窟寺的第一处石窟，他随后提出的“云冈模式”这一概念，为今天“云冈学”的构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他把云冈石窟的研究价值，提到如此高度：“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和影响延续时间之长，都是任何其它石窟所不能比拟的……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云冈石窟在东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东方早期石窟的关键；对它研究的深入与否，直接影响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
　　他还将云冈和敦煌进行了对比，认为云冈的影响，“甚至远处河西走廊西端、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
　　现在说起“云冈学”，人们往往会想到“敦煌学”。张焯介绍，相较于“敦煌学”庞大纷繁且分布广泛的考古材料体系，云冈石窟构建“云冈学”的难度要大得多。而今天，在几代人的努力下，“云冈学”的脉络、骨架、肌肤、细胞、基因逐渐清晰，并展现出一种昂扬向上和积极丰沛的风貌。
　　近十余年来，云冈研究迎来了新的历史阶段，研究方法与领域逐步拓展。中外专家学者通过本体研究，多学科、多角度深挖云冈文化艺术内涵，不断拓展“云冈学”的内涵和外延。
　　当然，构建的过程，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形成‘学’，最重要的是基础工作。”在接受采访时，张焯和杭侃异口同声。
　　如果说“云冈学”是浩瀚的大海，那么，每一点基础工作就像新生的小溪，源源不断汇入大海。近几十年来云冈的文物保护和考古调查新发现，几乎都在刷新着“云冈学”的面貌，使得“云冈学”的厚度和历史宽度不断增加。“这是一代一代云冈人辛勤工作的积累，所以我们下一步还是要坚持从基础做起。比如，对云冈石窟各窟考古报告的整理，虽然工程繁复浩大，但这是一项发展云冈学的最重要工作，我们必须克服困难去做。”
　　目前，新的云冈研究院下设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文化遗产艺术研究中心、历史与民族融合研究中心、考古研究所、数字化保护中心、文献资料中心、文旅融合发展中心等10个内设机构。这些新机构，正在立足中国石窟寺研究的总体布局，在考古调查、价值阐释、艺术研究和成果普及等方面发力，对“云冈学”研究作出全面规划，努力建成“云冈学”权威研究平台，全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研究成果。
　　云冈新模式：把石窟“打开”研究
　　4月30日，来自佛教考古、文物保护、敦煌学、佛教艺术等不同研究领域的5名专业人员，在云冈研究院专家陪同下，先后登上脚手架详细考察第38-40窟。
　　“我的侧重点更多关注服饰部分，38-40窟内有很多服饰图案，和北魏晚期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有非常重要的联系，对研究北魏迁都洛阳后平城地区社会服饰样貌有重要作用。这几个窟和龙门、巩县的关系也值得深入研究。”研究人员刘芳说，“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考察云冈石窟，太难得了！以前在图册中才能看到的内容，这次都观察到了，收获非常大”。
　　这是云冈研究院为加强“云冈学”研究，推出的一项前所未有的新举措，他们的思路是：“第38-40窟是云冈石窟西区的重要洞窟。第38窟窟门上方有三百余字的开窟题记，是研究云冈晚期洞窟的珍贵实例；第39窟是西区规模最大的洞窟，内有五层的中心塔柱，是研究北魏木结构佛塔样式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第40窟开窟造像考虑到石质的变化，可供我们研究云冈第三期洞窟的开凿过程与造像艺术。平常，从事文物保护、石窟寺考古、古代建筑、佛教艺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是没有机会上到石窟的上部进行研究的。这三个窟正好要搭架进行维护，我们为什么不借此机会，在保护好文物和不影响维护的前提下，开放给外界进行研究呢？”
　　“做研究不能关住门自个搞自个的。”这次开放洞窟研究，杭侃还有个出发点，“以此致敬中国营造学社。”
　　1933年，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先辈曾经在这次开放的第39窟进行考察，意外发现中国木塔的重要特征出现在石窟北魏塔柱上，他们联合写文章将其与日本奈良法隆寺塔进行了对比。“这样的学风和横跨中外的研究方法，正是我们迫切需要的，也是我们开放这三个窟供学者和学生们研究的初衷。”杭侃说。
　　从4月30日开放，至今已经有数批近百人上到三个窟上部进行观摩研究。这个活动将延续至8月30日。而与此同时，第19窟在维护期间的开放研究也提上日程。这个窟更让人期待，因为它位于云冈标志性的20窟大佛一侧，是昙曜五窟中最大的一窟。
　　对于今后的研究思路，杭侃表示，研究“云冈学”，必须要实现云冈文化与中外交通，民族融合有效衔接，深入挖掘云冈石窟及其关联的历史遗存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努力揭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实现云冈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努力把云冈石窟建设成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典范、国际云冈学的高地、国际有影响力的云冈文化展示与交流平台，让云冈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近云冈。“云冈学”建设的核心内容，应该包含云冈石窟的研究和保护、北魏平城时代考古资料的研究和保护、云冈模式的广泛影响三个层级，今后将具体从佛教考古、民族交融与中外文化交流、平城考古、文化遗产保护四个方向研究云冈。
　　作为历史文化遗产，云冈石窟不仅生动地述说着过去，也在着力进行着“当代性”的实践。对此，杭侃也有着自己的认识，“现在山西一直在讲转型，利用好文化遗产资源，是实现转型发展的有效途径，所以我到云冈工作还有一点想法，就是想借这个机会，希望把云冈建设成一个文化高地。至于这次‘中国与世界’主题展览，仅仅是一个开始”。

　　山西晚报记者　吕国俊　郭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