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初，《山西群众文艺》在忻县召开文学创作会议，我有幸被邀前往参加。当时诗人公刘还在忻县文化馆。《山西群众文艺》之所以将会议地点选在忻县，恐怕也是奔着公刘先生而来的。
　　到了忻县之后，第一个要去拜访的当然是公刘先生了，我们几个“缪斯”崇拜者刚刚安顿好就迫不及待地由公刘秦培昌带路前往文化馆。其实，我与公刘先生并非头一次见面，早在1965年于《火花》编辑部内，就曾与他先后两次交谈过，让他指点我的诗歌作品，使我受益匪浅。
　　我们几个人来到公刘先生在文化馆院内的居处。一间阴暗的小平房被隔作两半，先生正在外间的灶台前忙乎炒土豆片，他将土豆片放进锅里油花四溅，我们慌忙闪身躲避，公刘见状笑着说：“你们怕溅身上油，我还怕你们沾光浪费我的油呢。”我们为诗人的冷幽默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那时每人每月的定量只有二两油，先生的话正好反映了人们惜油如金的心情。先生由于见过我，所以他边扒拉土豆片边直呼我的名字问：“你写的矿山诗歌进展得如何？”啊，都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先生还记得这样清晰，让我惊讶不已。更让我感动的是他下面的话：“你的那首发表在《火花》1964年10月号上‘老矿工的献礼’一诗很有生活，没有下过矿井的人是写不出来的，这条路一定要坚持，死扣住矿山题材不放，必有前途。”现在回想起来，我好后悔啊，之所以几十年过去了却一事无成，是辜负了先生的期盼呀。先生送别时告诉我们，他每天都会参加我们的会。
　　这次创作会议时间较长，我因为收到家里来的电报，提前离会了。在我向会议组织者请假时，公刘先生也在那里，他听说我的孩子生病，便问长问短替我着急，坐卧不安地来回踱步，突然停下对我说：“你什么时候动身？”我说：“明天一大早。”他“嗯”了一声什么也没有说就出去了。两个小时之后，我正在房间里收拾东西，只见先生急急忙忙地走进屋里，将手中的一个纸盒交给了我，说：“这个你拿上，小孩子生病离不开青霉素，当前这东西稀缺，到时候兴许能用得上。”我接过青霉素，刚想说几句感谢话，先生却头也不回地就离去了。回到家，才知道孩子的病情是发烧咳嗽，爱人手里拿着医生给开的处方，说药房没有青霉素，正无计可施愁眉苦脸地打转转呢。我赶忙掏出公刘先生给的纸盒交给她，她一看是青霉素，当即破涕为笑：“这下孩子可有救了。”说着，就风风火火地领着孩子去打针了。那次孩子病情严重，多亏了公刘先生想得细致入微，将他给自己闺女准备的药物无私地让给了我。
　　其实，在来忻县之前，我根本没有想到此次开会能有幸与公刘先生扯上关系，用现在的话说实现了与他零距离的接触。
　　会议期间，我看到公刘先生常常夹着几本书，不时地送给这个人一本，送给那个人两本，我很眼馋，心想为什么不送给我呢？是不是这些人与他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或瓜葛呀？我觉得这些人真幸运，能收到著名诗人的赠书那是何等幸福的事儿啊。心里不平衡的我，于是就格外地留意看他送的都是些什么书，经过一番观察与询问了解，终于弄清了他送的书主要有这么三种，一种是《马、恩、列、斯、毛论文艺》，一种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还有一种是以忻县人民文化馆的名义编印的民歌集《万山红遍》，前两种书我都有，只有《万山红遍》一书我没有，非常想拥有一本，但人家未送我又不好意思开口，只好带着这个遗憾离开了忻县。
　　回到单位之后，越想越后悔，为什么不主动向公刘先生索要一本呢？有啥难为情的。又一想，现在开口也不晚呀，于是就给公刘先生写了封信，表达了渴望获赠《万山红遍》的急切心情。让我想不到的是，公刘先生很快就给我寄来了这本只有64开大小，令我孜孜以求的小书，并且在信中说，他与送书的那些同志没什么特殊关系，是因为他们都是新手，缺乏这些文学创作者必备的书籍，而你与他们不同，经常参加各种会议，这些书籍应该都有，所以就没有送给你。从公刘的信里完全可以理解他对文学青年的一片良苦用心，同时也打消了我心里的疑虑。
　　虽然过去了近40年，公刘先生也于十几年前辞世，但今天盘点一下我与他的点点滴滴仍然清晰如昨。

韩长绵（孝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