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地宝藏·山西博物馆之旅 第二十站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但不少人可能还不知道，在此之后红军又进行了一次东征，目的地就是山西。
　　在山西共有3处关于红军东征的纪念地，分别是建在石楼县的红军东征纪念馆、柳林县的刘志丹将军纪念园和永和县的红军东征永和纪念馆。其中，石楼是红军东征第一站，也是毛泽东踏上山西的第一块土地，对东征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无可替代的贡献。
　　现在，晋地宝藏·山西博物馆之旅就带您走进石楼县的红军东征纪念馆，去找寻这段历史。
　　走在石楼县县城的东征大街上，远远望去，看到一处高耸的青石台阶向山上延伸，两侧是阶梯式的绿色景观，气势恢宏，景色怡人。拾阶而上，就来到了红军东征纪念馆的门口。
　　红军东征纪念馆是一座全面反映红军东征山西、抗日救亡革命历程的专题纪念馆，1991年经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宣部批准兴建，1993年奠基，1996年5月5日落成并对外开放。2009年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同年被评定为国家二级博物馆。总占地面积为1.1万平方米，主馆建筑面积660平方米。
　　进入纪念馆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以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东征时期的形象为原型的汉白玉雕像，院墙上“红军万岁，东征胜利”八个红色大字，凸显出这座纪念馆的主题。
　　雕像后面即为主馆。据红军东征纪念馆副馆长刘剑介绍，该馆的主体建筑分为一馆一碑。主馆分为四个展室，共陈列着珍贵的历史图片567张，文件图表298份，实物展品328件，分单元按组排布，集中、全面、详实地展示了党中央、毛主席于1936年2月至5月率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三晋大地东征抗日的丰功伟绩。
　　在主馆的背后，还有一座纪念碑，整体造型像一艘大帆船，寓意着红军渡河时的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民族危亡时期的战略抉择
　　第一展室“民族危亡战略抉择”主要讲的是东征的战略抉择。万里长征胜利结束了，中共中央和红军来到了陕北，实现了中国革命中心的转移，但是却又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一方面是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企图将中央红军在立足未稳之时予以歼灭。另一方面，陕甘苏区山穷水恶，经济落后，交通闭塞，苏区和红军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
　　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了黄河对岸的山西，提出了跨过黄河，东征山西的主张。
　　展室内通过一幅幅照片和文字展板展示了红军东征的历史背景以及进程安排。1936年1月26日，毛泽东、张闻天率红军总部人员从瓦窑堡出发，向黄河岸边行动；1936年1月31日，毛泽东在延长县主持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安排东征战役；1936年2月17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东征宣言……
　　想要渡河，渡船必不可少，可是当时的东征渡河部队共达一万三千人，还有大量的行李、粮食、马匹等，红军一时之间难以筹集到大量的渡船。那该怎么办呢？刘剑指着展厅内的一件黄褐色的羊皮浮筒告诉记者，这就是当时渡河的工具，“紧急时刻，周围的百姓纷纷献出了自己家的羊皮浮筒，帮助红军成功渡过了黄河”。
　　突破黄河防线后打开新局面
　　第二展室“东渡黄河转战晋西”主要讲述的是红军东征渡河战役和之后的“三次战斗”“一个会议”。
　　先说东渡黄河。1936年2月20日，毛泽东发出渡河指示，他在给各路将领中的电文中说：“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二十日二十时开始，以聂荣臻之表为准。”之所以要“以聂荣臻之表为准”，是因为各级指挥员用的表大多为战争中缴获的破表、旧表，型号不同，质量不同，快慢不同。在展厅中，人们可以看到这块表面已经泛黄的“聂荣臻之表”，它见证了红军东渡黄河战役的正式打响。
　　2月21日，毛泽东从陕西清涧县西辛关村登船，在石楼县东辛关村登岸，顺着东辛关的官道山一路经过义牒镇到达该镇的留村。至今，在留村还保存有毛泽东路居地旧址，那里也是著名诗作《沁园春·雪》的创作地。
　　“转战晋西，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即‘三次战斗打开局面，一个会议确定方向。’三次战斗指的是蓬门战斗、关上战斗、兑九峪战斗。一个会议指的是晋西会议。”刘剑说。
　　红军突破敌军黄河防线后，一路势如破竹，进逼石楼、中阳等地。2月23日，毛泽东到达义牒镇张家塔村，决策和指挥了蓬门、关上战斗，两场战役均取得了胜利。3月10日，兑九峪战斗打响了，红军在歼灭阎军近三个团后，撤出战斗，挫败了阎锡山、蒋介石围歼红军主力的图谋。这三次战斗为红军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晋西会议是中共中央在东征期间召开的继瓦窑堡会议之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与传统会议不同的是，它是一次流动会议。”刘剑指着墙上的一份会议日程表说，从中可以看出，这次会议先后在孝义县上益千村、隰县石口村、石楼四江村、罗村等地举行。会上除了研究决定东征作战事宜外，更重要的在于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今后一段时期内的行动与发展方向。
　　红军与人民群众的军民鱼水情
　　第三展室“唤醒民众抗日救国”主要讲述的是山西大地建立红色政权，点燃抗日烽火的情况以及军民鱼水情等。
　　东征红军，所向披靡，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在红军地方工作队的宣传动员和组织下，各地纷纷建立红色政权，发展党的组织，壮大革命武装，解救劳苦群众，动员捐资筹款，在三晋大地上点燃了革命的火种。红军东征在山西50余县建立党群组织25个，建立苏维埃政权64个，成立了几十支游击队，红色政权在山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已是不可阻挡。
　　与此同时，红军也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涌现出许多感人的故事。
　　比如说“幸福泉”的故事。位于交口县双池镇西庄村的“幸福泉”，是红军东征中总部驻地之一。这里地处吕梁山深处，干旱缺水，人们吃水要到十几里外的地方挑水。当年，毛泽东率领红军路经此地，了解到群众吃水难的问题，当即安排杨尚昆同志负责根治解决，并指示首先派出战士去挑水，不仅要够我们自己吃，还要把群众家里的水缸挑满。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挑着木桶的红军战士来来回回行走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向群众挨门逐户送水。同时，几支扛着镐头和铁锨的红军队伍率村民四处寻找水源。在村东小山脚下试着开挖。土又干又硬，由干变湿，由湿变泥，红军战士喜出望外，干劲十足，用镐头刨，铁锨挖，越挖越深，泉水终于喷涌而出，西庄缺水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群众欢呼跳跃，亲切地把这股泉取名“幸福泉”。
　　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是大势所趋
　　第四展室“统一战线、全民救国”讲述的是东征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所展开的强大的统一战线攻势。
　　东征胜利后，为了避免大规模内战，保存红军实力，毛泽东、彭德怀决定西渡黄河，回师陕北。1936年5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标志着红军东征胜利结束。
　　据刘剑介绍，红军东征，时间虽然不长，但其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却不可估量。红军东征消灭了晋绥军7个团，俘获4000余人，缴获枪支4000余支，火炮20余门，扩大红军8000余名，筹集抗日款与物资合计银元50余万，组织地方游击队30余支，唤醒了民众，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并在多地建立了县、乡、村苏维埃政权，发展了地方组织。红军高举抗日讨逆义旗，东征山西的行动，得到全国爱国人士和进步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红军东征时期，毛泽东和党中央展开了全面的统一战线工作，以此来唤起民众，争取民心，并决定把争取阎锡山的合作作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大突破口。
　　展厅中有一件手稿影印件，是毛泽东写给阎锡山的信。信中，毛泽东表示，“只要南京停止剿共政策”，中国共产党“赞同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并划定适宜之防地，决不向南京管辖之地进攻。”毛泽东还派彭雪枫去见阎锡山，就和山西之间建立电台联络、实行经济通商等向阎锡山提出建议。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和推动下，阎锡山经再三考虑，最后选择了“联共抗日”这条道路。
　　从1936年的2月20日渡河入晋到同年5月5日回师陕北，红军东征在山西共历时75天，转战50余县，在山西播下了抗日的革命火种，取得了辉煌的成果。红军东征纪念馆的建成，填补了以纪念馆的形式记载这一段光辉历史的空白，是山西省一处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馆长推荐
　　红军东征纪念馆中藏有见证红军东征史实的大量珍贵实物资料。红军东征纪念馆副馆长刘剑为您推荐该馆的部分重点文物。
　　1936年红军东征时用过的羊皮浮筒
　　羊皮浮筒是晋陕黄河两岸老百姓用山羊皮制作的一种古老而原始的渡河工具。
　　1936年东征渡河部队共达一万三千人，还有大量的行李、粮食、马匹等，每只船只能乘30来人，渡河来往一次需近一个半小时，最后经过军民的共同赶制，也只备齐了百余只木船，船只的短缺非常严重。紧急时刻，陕北沿黄百姓雪中送炭，纷纷献出了自己的羊皮浮筒，援助红军东征，东渡黄河的难题就这样得到了及时解决。
　　1936年红军赔偿给老乡的瓷碗
　　1936年红军东征行至灵石县西庄村（后改为交口县西庄村）时，一位战士借用老乡的粗瓷碗后，不小心打碎，之后红军赔给老乡一个细瓷碗。这个瓷碗，虽然看起来不起眼，却有着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它真实地记载了当年东征红军与老百姓的深情厚谊，再现了红军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与老百姓的鱼水深情。
　　1936年红军东征时使用过的军号
　　展厅中有一把1936年红军东征时使用过的军号。残破斑驳的号身上，似乎依旧留有战争硝烟的痕迹，依旧激励着我们迈步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