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说古法——一个法官对古代法律的解读

　　对贾充的知悉，还是阅读《三国演义》时留下的印象。他率领群臣恭请司马炎受禅称帝，为建立西晋王朝立下汗马功劳。《晋书》对贾充亦有列传，记载其生平和主要事迹。他有个非常有名的女儿——贾南风，嫁给痴呆皇帝司马衷，成为皇后擅弄权术，导致八王之乱，甚至五胡乱华皆由此始。
　　贾充（公元217年-282年），字公闾，平阳郡襄陵县人（今山西省襄汾县），三国曹魏末期重臣，西晋王朝的开国元勋。贾充先后辅佐司马昭、司马炎父子，参与镇压淮南二叛和弑杀魏帝曹髦，深得信任，又与司马氏结为姻亲，地位显赫。同时，他擅长律令，受命主持制定《泰始律》，即《晋律》，历时六载方才完成颁行。法律颁布后，百姓赞扬新法便利，晋武帝下诏赞赏，赐贾充子弟中一人为关内侯。
　　晋律共分二十卷620多条，凡刑名、法例、盗律、贼律、诈伪、请求、告劾、捕律、系迅、断狱、杂律、户律、擅兴、毁亡、卫宫、水火、厩律、关市、违制、诸侯。同时，杜预、张斐等人总结古代律学，对晋律立法理念、律文适用、疑义剖析以及量刑原则等作出详细的注解。这些注解与晋律条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也成为《唐律疏仪》的先声。因此，可以说，《晋律》总结以往法典，撷长去短，前承汉律，后启唐律，影响颇大，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晋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区分律、令的性质。我国古代法律中，刑、法、律同义，商鞅改法为律，历代统治者定罪科刑均称为律，或者称典、令。一般而言，令与律相辅而行；总体上看，律重在惩罚，令则重于教诫。到了西晋，大臣杜预对律令加以区别，“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明确典章制度用令，违反令以刑治罪用律。西晋法律明确以律正罪名，以令存事制的标准，将具有稳定性的条文作为律，共二十篇；将临时性的条例入于令，为《晋令》四十卷。在律令以外，还有故事。故事，即成规，从汉朝的故事发展而来。西晋以各级官府的品式章程为故事，与唐朝的格和式相似。唐朝法律以“律令格式，天下通规”，在西晋已经萌生了。
　　二、礼、律并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统治者把儒家许多学说法典化了，引礼入法。司马氏本为儒学大族，自不待言，贾充也是“集诸儒学，删定名例，为二十卷”。其他制律大臣，如郑冲、荀凯、羊祜、杜预等多为儒学之士。因此，晋律带有明显的礼法并重色彩，充分运用德防于前、刑防于后的方法，如重于孝之诛、诈取父母卒弃市、禁以妾为妻、惩治居丧婚嫁请客等行为，弘风阐化，维护统治秩序。
　　三、首创以服制定罪。古代在丧服制度中，按照与死者的亲疏关系分为五等，对亲属之间的相互侵犯，根据血缘关系上的尊卑亲疏的丧服制度，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晋律首创这种以服制定罪、加重或减轻刑罚的制度，“竣礼教之防，准五服以治罪”。如犯父母名讳、居父母丧生子、冒哀求仕等违反礼教行为，被规定成犯罪。以服制定罪，实际上是对礼教的无限扩展，与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制度，是一丘之貉。以后历代刑法典沿袭之。应该说，晋律开了个坏头，以亲疏尊卑关系定罪量刑，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
　　四、宽简法典体例。纵观古代法典体例，大都呈S形，从简约到繁冗，又从繁冗回归简约，再从简约发展至繁冗，如此而已。从《法经》至《秦律》，篇章由简趋繁，至汉律极为繁冗苛杂，三国时魏明帝“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到唐律，又增繁加冗，循环往复。宽简法典体例中的“宽”指刑罚有所减轻，“简”指法律条文节省并削减。汉魏两代，法网严密，程序繁琐，不利操作，弊病很多。西晋刚建，需要缓和矛盾，凝聚人心，形势造就。《晋律》条文620条，加上令，共2926条，比汉律令减少2000多条。
　　五、发展刑法学理论。晋武帝颇重视制法，命贾充、郑冲、杜预、张斐、刘颂等十四人制定晋律，历经六载完成，培养了许多法学家。公元三世纪中后期，我国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刑法理论。《晋律》进一步把《刑名》分为刑名和法例两篇。张斐对犯罪、量刑等法例作出精确解释，以统帅各篇条文。他还阐明罪与刑的概念，区分犯罪行为与刑罚适用关系；在犯罪手段上注意区别暴力与非暴力界限；还注意区别犯罪责任能力，区别教唆犯（教令）与实行犯，区分行政犯（公罪）与刑事犯（私罪）等等。这些刑法学理论，与同时代的罗马法学相比，毫不逊色。

任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