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于归来——南匈奴文化遗存考察》 刘勇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作者多年来考察南匈奴历史文化遗存，将田野考察与文献考证结合的一部专题文集。作品以山西南匈奴历史文化遗存为主体，集历史价值和可读性于一体。“游山西就是在读历史”，作者走访发现诸多南匈奴文化遗存，以田野考察与文献互证为基础，为了解中国民族融合的复杂过程，提供了重要个案。这些考察研究，对进一步深入、系统地了解南匈奴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书文章兼具学术研究、访古考察，为传承、普及、传播山西历史文化开辟新领域。
　　对历史的兴趣是历史学不断进步的动力。历史看似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而又时刻环绕在各个时代的人们身边。
　　到底是怎么的动力，让一个北京人用10年行走山西？是怎样的毅力，让他用脚步丈量消亡了千年的古国？是怎样的兴趣，让他埋头古籍，自发地研究梳理民族融合的久远脉络？
　　他叫刘勇，北京人，历史文化学者、人文旅行家、山西人文地理签约作者，曾担任多家旅游媒体编辑、主编，出版有《发现最美古中国山西秘境》《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考察访古文章见各类报刊。
　　他用10年的山西行走，让山西爱好文史的人熟识他，让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专家认同他，让著名传记作家赵瑜为其作序。刘勇对山西文物和历史的研究和传播值得褒奖，赤子情怀，动地感天！
　　《单于归来——南匈奴文化遗存考察》是他的又一成果。甫一出版，就引发关注。在数千年历史进程中，北方各民族战争频仍，融合更甚。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游牧民族，曾强盛一时，又消失不见，只留下一个文献符号。刘勇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历史学硕士。在行走山西的路上，他发现了诸多民族融合的轨迹，通过广泛的田野考察，找到的一个个鲜活的实例，在魏晋十六国北朝史、山西地方史、文化史研究方面，均具有学术和现实意义。
　　许是姓刘的缘故，他多看了几眼一个叫刘渊的人。曾建匈奴汉国，一度成为北方霸主，开启了黑暗的“五胡乱华”的北朝史。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作者最擅长田野调查，在晋西北，他翻越了刘渊山，多次走进左国城，寻访蔡文姬，发现龙天庙的秘密，走遍宁武、岚县、岢岚……很多去这些地方旅行的人，是去看山色风情，去听传说故事，至于其背后的细枝末节和来龙去脉，大多数时候是被忽略的。与现实的阴晴冷暖相较，1700年前的金戈铁马、阴谋杀伐，显然遥不可及。
　　刘勇是个有心人，他知道，我们都是历史的过客，但他更清楚，历史的路在脚下延伸，需敬畏、观察、思考、释然。文献中的偶见和现实中的发现，总能令他兴奋、感动。他更是个知行合一的人，拼接起南匈奴文化遗存的碎片，呈现出民族融合的区域文化现状。
　　与高深艰涩的历史专著不同，《单于归来——南匈奴文化遗存考察》是兼具游记和学术研究的、可读性极强的读物。
　　历史应该很有趣。例如《蔡文姬没于南匈奴居地考》一文，写到东汉末年才女蔡文姬，一生坎坷，有12年被南匈奴左贤王掳走的经历。没想到，她的居住地极有可能在吕梁方山的左国城。虽然典籍记载极少，但其他与之相关的旁证和考古发现，都佐证着这种推论。是不是有种近在咫尺的亲近感？蔡文姬的第一任丈夫是卫青后人，即河东平阳人。
　　兼具游记的叙述，让读者犹如身临其境。每每在思绪悠远的想象中，被拉回来，眼前是真真切切的生活，静默的遗址、石刻的文保碑、古朴的街巷……历史与现实交融，想象与生活切换，令人沉思、低吟、感慨万千。
　　在文中，作者写道：“岚县两座古城，是几千年来吕梁山先民开辟之地，是民族融合的见证。抚今追昔，天上云间，岚州大地上，土豆花盛开。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夜色中，我在岚县城里漫步，秀容街、宜芳街这些地名让思绪又回到那个时代。这里海拔较高，走不多久，已经感到初秋的凉意。”
　　“天空蔚蓝，白云朵朵，小河流淌，牛羊满山，一派山间风景，悠然自得。长城、民居、放牧、森林，我想是当下岢岚发展文旅最有潜力的地方。”
　　“汉国平阳大乱已过去1700年，我恰在此时回到金殿村。日落西山，龙祠池边，看水平如镜，天光渐暗。匈奴汉国好像只是水下的一道暗流，早已不知去向。”
　　……
　　历史渊源、人文醇厚的山西，自带了几分风华。每一个来山西研学旅行的人，都会惊讶于山峦之间，或有一段气壮山河的传奇，或有一种改天换地的豪情，或是沙场秋点兵的演武场……在马背民族与汉民族融合的历程中，山西首当其冲，在历朝历代大移民的背景下，山西也责无旁贷。山西无辜，成为民族融合的中心，刘勇有幸，发现了南匈奴在山西的活动轨迹，还原了这段被遗忘的岁月。
　　穿越千年，单于归来。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的后裔。“倒推几百年，我的祖先一定是山西人。而如今，山西也是我的精神家园。”刘勇说，我们最终要解决的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更是每个人内心对于故乡的认同感。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迁移和流动愈发频繁。故乡变得不再是某一个地方，而是承载自己记忆和基因的区域。一个三四代甚至更久远的南方家族，或许有着标准的北方人类图谱。因而，追溯久远民族的融合轨迹，正是对自我精神家园的一次回望。
　　人是健忘的，于是我们有了历史，在记录中应对遗忘，纠正口耳相传的谬误。这是一代代修史者的使命，也是中华文化和文明得以延续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像刘勇这样的记录者，具有科班出身的学术背景，再行走三晋，践行着历史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根本宗旨，其研究更丰富立体、有温度，无疑对历史是有益的补充。

周俊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