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大约是中国人最重视的事情了。各种事项不可少，祭祀、打扫、备年货、穿新衣，家家户户、大人小孩均喜气洋洋。
　　倏忽间，我也已过了五十一个春节了。印象最深刻的过年，是在少年时期。
　　彼时，父母就职的单位在类似于山村的地方，背山面河。背后的山并不高耸，面前的河也不宽阔。在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地面上排布着机关、家属院、医院、学校、工厂、储木场、商店等机构。我们兄妹三人与父母同住在一处小院中，是那种北方极其常见的平房小院，房子大约有六七十平方米，小院也就十几平方米的样子。父母用勤劳的双手盖起了一间单独的、储物用的小平房，连着一个铁网围着的鸡棚，旁边父亲用砖砌了一条过道，从平房的门直通到院门。过道的另一侧，紧邻院墙的是母亲开垦的一小块菜地，菜地往里是父亲搭建的一个瓜架，其下是一方小小的地窖，那是当时必备的设施，主要储存冬季的菜蔬，如土豆、胡萝卜。白菜是不需要放入地窖的，码放在房檐下用厚实一些的布或是麻袋片盖上就可以了。地窖和院墙之间，父亲曾经栽植了一株白牡丹，那可是整个家属大院里唯独的一株，着实稀罕了一段时间。
　　这个小院，简直就是我们兄妹三人小时候的“百草园”，真是有无穷的乐趣。
　　还是说过年吧。
　　那时候母亲在学校当老师，所以有寒假。待进入腊月，母亲也就有时间陆陆续续地开始准备年货了。我们兄妹三个也都放假在家，会配合母亲的要求做一些辅助的家务。年货大部分都是自制，主要是吃食。有枣馒头、各式各样的花馍、油炸的各种面点，其中包着枣泥豆沙馅的油糕是最美味的。记得母亲经常把做豆馅的活儿交给我——用一口大铁锅把红豆和枣一起煮好，然后用一根木杵揭开铁锅的盖子，在氤氲腾腾的热气里，趁着枣和红豆熟软的时候，开始快速地捣，直至把它们捣成泥状。为了好吃，我记得里面应该是加了红糖的。这个活计的好处在于，可以借挑枣核的机会时不时地品尝一下。那种滋味现在是很少吃到了。
　　那时过年，还要做一些平时很少能吃到的肉食，记得母亲做烧肉做得非常好。有一年，父亲还弄回了一个猪头，在小院里用火柱烧红了燎了毛，做成猪头肉吃。但因为后来吃的猪头肉多了，反而记不起那年猪头肉的味道，倒是对那个过程念念不忘了。
　　还有家里的大扫除，是头等大事，主要由父亲主持，我和大哥是骨干。大扫除不仅要把家里的家具重新布置一番，还要把家里里外外全部清洁一遍。我和大哥那时也就是中小学生的年龄，力气远远不够，搬腾一上午非常吃不消，有时甚至要耗费一天的时间。所以一到过年的时候，我们总是发愁大扫除的事情，可父亲年年如此，从未间断。当然，完全打扫后，看着家里窗明几净，也是非常愉悦的。想起来那时候吃的苦，现在即使再明白苦尽甘来的意义，时光也无法倒流回去了。
　　临近过年，整个家属大院全部沉浸在欢快的节日气氛里。从大年三十晚上开始，欢乐的气氛就抑制不住的浓烈起来。家家户户都要在丰盛的年夜饭后，守着看春节联欢晚会，等到晚会快要结束的子夜时分，鞭炮由初时零星的声音骤然急促了起来，然后是放烟花，孩子们会一个院子一个院子地去看有哪些好看的烟花。然后一些大点儿的孩子开始整夜不睡的“守岁”，小点儿的孩子则枕着父母放在枕头下的压岁钱，看着整整齐齐叠放在一边的簇新的衣服，在兴奋难抑的情绪和止不住的瞌睡劲头的纠缠下慢慢入睡……
　　大年初一的早晨往往是被鞭炮声唤醒的，醒来后兴奋地穿上已经盼望了许久的新衣服，按长幼排好次序，开始给父母“拜年”。父母则会以一年里最好的态度看着孩子们，拿出压在枕头下的“压岁钱”，待孩子们磕了头，说了吉祥祝福的拜年话后，在充满期冀的眼神里把“压岁钱”稳稳地递给孩子。孩子们则紧紧盯着新票子，喜悦的心情怒放了起来。然后是吃初一早晨的“饺子”，有时里面会包一点硬币，也是有相当的寓意，仿佛谁吃到了，就预示着这新的一年会有许多好的事情降临到他的身上，而吃到的人，也真是会接受这种暗示，越发得喜不自禁。往往父母会帮着找到包硬币的饺子，让每个孩子都吃到。
　　大年初一上午的空气里弥漫着鞭炮燃放后那种独特的味道和飘渺的淡蓝色的轻烟，远近的山上涂抺着条条片片残留的冬雪，在冬日的骄阳下反射着刺眼的光芒。近处的河里冻结的冰上有雪，融开的冰下有潺潺流动的河水。那时的天是真蓝！那时的空气真的是清冷的浸人心脾！
　　孩子们成群结队，你一团我一伙，从这个院窜出来，又向那个院飞奔而去，时不时停下来点上几个鞭炮、放上一个二踢脚，空气中到处洋溢着孩子们那天真烂漫的欢声笑语。那时过年，串门是最重要的活动，无论到哪一家，大人们都会给每个孩子抓把瓜子、花生、糖什么的，大人小孩都是一派喜乐祥和的神情。那时虽然远不及现在物质丰富，但感觉精神生活相当的适意和富足。那时，父母风华正茂，我们青春年少……
　　在我初二结束的暑假里，因父母工作关系变动，我们举家搬离了那个地方。临行前，几个相好的同学去镇上的照相馆照了纪念照。后来，他们还给我寄来了厚厚的一摞日记本，是相好的同学集好后一齐发给我的，至今我仍保留着。
　　新家换到一处乡镇所在地，当然比原来那个像村子的地方繁华了不少。住的仍然是一所小院，大小跟原来住的那个院子也差不多。院子里也有小菜窖和一处小的菜畦，但并没有种菜，而是栽了一棵梨树。父亲也曾经在墙角下栽了一排牵牛花，藤蔓顺着墙长到了房檐上，花盛开的时候在墙外就能看到。在厨房和菜畦中间，父亲砌了一张不大的水泥桌，上面画上了象棋的格子。夏天有时我们就在水泥桌上吃饭，有时我和父亲也在上面下象棋。
　　后来，哥已经在山里的工厂上了班，我也参加了工作，妹妹在外省上大学。此时，父母压力小了很多。过年时，大家都聚拢了回来，所备的年货反而印象不太深了，只记得总是要弄一个炭火锅的，而且炭火锅里的料很丰盛：有姨姨从山海关邮寄来的海米、干贝，有父亲亲手团的猪肉丸子。炭火锅算是过年时的主菜了，由父亲亲自把一层层的、精心制作的材料码在里面，然后加入汤料，放到窗外墙边的水泥台上，点上火，等待它冒出的热气从玻璃窗户上蒸腾而上时，由哥或者我出去把这只炭火锅稳稳重重地端进来，放在已经摆好了其它配菜的圆桌的中心。此时，盛大热闹的过年宴席就算是正式开始了。
　　我们家可以说是一个好酒的家庭，这主要是受父亲的影响。父亲有那种自古以来文人好酒的典型做派，仿佛文化跟酒是如影相随、密切难分的。于是乎，人人举杯，父亲发言，在一片祥词妙音中，他老人家盛赞大家的成就、分述不同的期许，然后我们再一饮而尽……酒至微酣，我们就开始搞“诗词联句”的游戏。父亲和小妹记性好，背诵的诗词也多，我则是最差的一个，往往要么是接不上，要么胡凑乱续，成为大家的笑柄。但这样做平添了节日欢快的气氛，成为笑柄我也是相当开心快乐的！
　　到了初五，我们家还照例要吃打卤面。卤的制作非常细致，食材有好几样，要按照合适的顺序不断地下到汤里，该脆的脆，该软的软，绝不能煮成一样的口感。然后放佐料，等到煮得几近达到要求的时候，再把事先调好的粉面糊糊一勺一勺的下到锅里，下多了不行，下少了也不行，要下到汤体略稠且微浑。面也必须是手切的面条，和面、擀面都要有功夫。煮面条时，汤一定要利，使面条煮出来有爽滑的感觉，不能煮过了。这般细致地做下来，至少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纵然山西是面食之乡，但自打母亲离开我们以后，我再没有吃到那样的打卤面。有一回小妹从外地回来，说起母亲做的打卤面，我为了满足小妹的要求，勉为其难地试做了一回，居然得到这个“吃货”的夸奖，之后仿佛我继承了母亲的“衣钵”，自满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我们家，初八必吃的是“面茶”——用软小米面炒成稀汤，加入去皮后的核桃仁、花生仁、粉条、豆腐等一起煮，熬制成类似太原独有的小吃“头脑”的样子。这个食物是在正月初八这个特定的时候吃的，就像是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一样。然而却忘了为什么要在正月初八吃这个食物了，但它的确是一种传统乡俗的做法。
　　正月里除了不停地满足口腹之欲，我们家里进行最多的游戏就是打麻将和打扑克了，有时候是我、大哥与父母对垒，那时候不懂得专门输了让母亲高兴，每每认真地计较输赢，让母亲很郁闷。现在想起来，却是非常的难过。
　　壬寅年很快就要过去了，疫情影响了我们一家人许多正常的联系，但却抹不去家人在一起过年时那些美好的记忆。如今，母亲已然仙逝，我们兄妹三人天各一方，那种以前过年的味道，有的已经淡然，有的却越来越浓烈……

□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