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人们也会不停地发出追问“最早中国”在哪里？为什么在山西晋南，陶寺文明就是“最初的中国”？这个“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概念有什么区别？
　　1月5日，在“山西云上文博会——文化名家会客厅”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陶寺考古领队高江涛先生，以“看见山西：最早的中国图景”为题，带领公众走进陶寺，也为公众呈现了最早中国的图景。
　　高江涛简介
　　1976年2月生，河南开封人，考古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先秦考古、文化遗产保护与规划。长期工作于田野考古发掘第一线，参加发掘的遗址先后有河南新乡周宜丘、郑州小双桥、偃师二里头、新密新砦、淅川下王岗等。现正主持著名的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国家项目3项，参研国家级项目12项。著有《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研究》《淅川下王岗：2008-2010年考古发掘报告》等专著，曾获第六届胡绳青年学术奖，在《考古》《文物》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中国”，怎样走来？　　
　　中国为何成为中国？这个命题，在考古学界，探讨过很久，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一直研究的课题。“中国”是怎样形成的？又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国家”延续下来？在高江涛老师的讲座中，都会寻找到答案。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现藏于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上，铭文中写着“余其宅兹中国……”《尚书·召诰》《逸周书·作雒》等文献上有明确记载，作大邑将建造都城，要在土中，或者中邑。从青铜铭文到文献记载，“中国”之称自此开始，所以考古学家判断，周朝人意识中的“中国”处于四方之中，治理起来很方便，因此周朝时期的“中国”可能有两个指向：第一，中国为四方“地中之国”或言“地中之都”；第二，中国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即大体指以“洛邑”或沿着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换言之，最初的“中国”首先是一个“地理中国”。
　　《诗经》中也多次提到“中国”。比如《诗经·桑柔》中写道“哀恫中国”，该“中国”就是政治意义上的“中国”。《诗经·民劳》中“惠赐中国，以绥四方”与“惠赐京师，以绥四国”，以相同句式，“京师”与“中国”重复互换。这里的“中国”特指成周，不仅仅说明都邑即国的意思，更进一步说明此何尊中记载的地理之“中国”与政治之“中国”结合在一起。由此可见《诗经·民劳》反映的是地理中国向政治中国的结合与过渡。
　　“早期中国”的概念，最初由美国学者提出，大家都把这个阶段定位在先秦时期，把“最初中国”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开始讨论则是近些年才开始的。目前考古和学术界，普遍存在一些争鸣，对于“最早中国”或“最初中国”的概念都有自己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认为，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代表着“最早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认为“中国”最初的诞生就是一个文化概念，提出了“陶寺遗址”是最初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李新伟将“最初中国”定义为中国各主要史前文化区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密切交流形成的、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文化共同体，并认为在公元前第四千纪的后半叶初步形成了“最初的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表态，他认为约公元前4000年中国相互作用圈中的各地史前文化便是“最初的中国”。
　　关于“最初中国”的说法，还有一位考古学界大家——苏秉琦先生提出的观点，他在1991年提出了古代中国演变的“三部曲”，认为经历了共识的“中国”（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理想的中国（夏商周三代）、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的发展变化。苏先生也曾进一步论述并提出了“最初中国”的称谓，具体言道：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尧舜时代万邦林立，各邦的“诉讼”“朝贺”，由四面八方“之中国”，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这还只是承认万邦中有一个不十分确定的中心，这时的“中国”概念也可以说是“共识的中国”，而夏、商、周三代，由于方国的成熟与发展，出现了松散的联邦式的“中国”，周天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天下”。理想变为现实的则是距今2000年前的秦始皇统一大业的完成和秦汉帝国的形成。
　　因此，要更好地理解“最初的中国”就需要明白两个内涵，一是政治形态上必须进入“国家”时期，也就是说它首先是一种国家形态，既不是“酋邦”，更不应是“部落”或“氏族”阶段；其二，这个国家还应该是处于当时人们认识上的“地中”或“土中”。简单而言，“中国”就是两个字，一个“中”，一个“国”，“地中之国”或“中土之国”即“中国”，这应该是其最原始的本意。高江涛也认为，这应该是判断最初“中国”的两大标准。
　　“国家”是如何形成的？
　　关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是复杂的、多元的。如果以今天中国广阔的地域范围来说，每一个地理区域如中原地区、黄河下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辽西地区等都有着各自区域文化内国家形态的演进。既然“中国”是一个由小变大逐渐发展的过程，那么最初的中国是在哪里呢？“国家”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高江涛介绍，就目前考古材料和相关研究而言，明确进入“国家”形态的有良渚社会、陶寺社会以及二里头社会等。良渚遗址占地面积800平方公里，城址内由宫殿区、内城、外城组成，自内而外形成三重布局结构。城址中心为30万平方米的宫殿区，其次是300万平方米的内城，最外围是600多万平方米的外郭城，已经进入国家的时期。此外，陶寺遗址及陶寺文化所代表的社会基本被认为已经进入“国家”阶段。
　　临汾盆地中，分布着大量属于陶寺文化的不同等级的聚落，如果把聚落点放在卫星地图上，就会发现很有趣的现象：聚落点分布最密集的区域是距离陶寺都城在10公里至20公里。人一天步行的距离，大概就是20公里，所以这些聚落围绕城址中心分布，体现了陶寺这个“国家”对聚落点的控制。二里头社会进入国家时期已是学界不争的共识。至于公元前4000多年的庙底沟文化时期，中国各主要史前文化区或早或晚开始了社会分化和分层的进程，开始走向社会复杂化的道路，但其社会显然没有进入复杂至“国家”的阶段，此时，连“国”的形态都还未出现，更不宜说是最初“中国”了。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组织结构，反映了社会文明的较高程度，不能无限制地上溯，而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也是如此。
　　关于“中”的解释，近年由于清华简《保训》篇而引起学界的热议。《保训》中提及舜的“求中”“得中”和上甲微的“假中”“归中”这四个“中”。对此学者们众说纷纭，其看法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抽象的意识或理念层次的，如中道、中和、中庸等；一类是具体的实物或事物并加以引申，如地中、旂旗、数术等。前者可以称之为“形而上的中”，后者可以称为“形而下的中”。高江涛认为，存在一个由“形而下的中”向“形而上的中”的转变的问题，但最早的“中”更多的是形而下的，是一个具体的事物。何努认为，“中”最本源的基础是圭表测影确立地中，更详细考证陶寺中期王墓出土漆杆的功能就是测量日影的“圭尺”，“圭尺”代表着“地中”，而陶寺一带或笼统而言的晋南地区应该至少是龙山晚期人们意识形态上的“地中”所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吴国武认为，清华简《保训》中的帝舜“求中”而后“得中”，是通过推求“中气”以定四时，以“天之历数”敬授民时，进而获得天命。而《尚书·尧典》众所周知主要是记载“历象授时”之事。值得注意的是，恰在陶寺遗址考古发现了兼观象授时与祭祀功能为一体的大型建筑。依据测年数据，可以说至少4000多年前人们意识中的“地中”是在陶寺所在的晋南一带。此外，既然存在“求中”“得中”，甚至占卜“择中”的情况，就表明“地中”所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存在变迁的。具体而言，西周时期人们意识中的“地中”或言“天下之中”是在今天的洛阳盆地一带，但并不代表在此之前的“地中”也在此地。更早至4000多年前的“地中”应是在以陶寺遗址为都城的陶寺文化所在的晋南地区。
　　最初中国的图景，表里山河煌煌都邑
　　到底哪里才是“最初中国”呢？对此，高江涛表示，从“最初中国”的判断标准来推测，就政治角度而言，目前只有所谓的以“陶寺”与“二里头”为都邑的两大遗址符合“中国”的特点，而陶寺都邑早于二里头都邑约300年，所以陶寺为“最初中国”更为合宜。从发展历程的角度判断，“最初中国”包括庙底沟文化时期文化母体中孕育的“中国”、陶寺文化时期诞生了的“中国”、二里头文化时期不断发展的“中国”。
　　从另一个侧面解读，“最初的中国”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高江涛也根据历年来的考古成果以及对于陶寺文化的深度研究，进行了总结。
　　第一个关键词为“文明蕴生”。优越的地理位置、古代环境和文化底蕴，为陶寺都邑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陶寺遗址处于河谷低地和山麓高地之间，就小区域的生态环境来说，有着明显的微型“生态交错带”现象。虽说这样的小区域相对封闭，但土地肥沃、水文适宜，农业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财富快速积累，进一步促进保护经济和财富的政治权利机构和分配财富密切相关的等级制度出现，并且使得其社会机构更加复杂与成熟，陶寺文明也就应运而生。
　　第二个关键词为“煌煌都邑”。高江涛主要介绍了陶寺遗址在发掘过程中的考古成果，比如城址内有宫城、有郭城，有布局、有分划，形成了中国主要都城制度的形态之一。2022年，高江涛等众多考古工作者还在1号宫殿基址边缘，发现了祭祀坑，这个祭祀坑和宫殿基址的始建时期是同时的，判断有可能就是建造宫殿时的祭祀行为。此外，陶寺遗址内的区域划分也非常明确，丧葬区内符合聚族而葬的规制，墓葬出现了等级分化，手工业作坊区域出现了不同工业生产种类，有石器加工的，有烧制陶器的陶窑，甚至还发现了一处“回”字形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初步判断这是管理手工业生产的官衙所在。陶寺遗址内还发现数量比较多的铜器，目前发现了7件。铜器的类别和种类各不相同，尤其铜铃等的出土，说明在这个时期范铸技术已经出现，代表了高超的工业生产技术。
　　第三个关键词为“文明品质”。陶寺遗址内有宫城宫殿，代表着王权的形成，并且从该遗址出土的大型墓葬中判断，当时已经有了礼乐文明，礼制初步形成，并且进行了传承和延续。陶寺遗址还出土一些玉璧、玉琮和陶器，有些可能是“舶来品”，是不同地区的代表产物，它们同时现身在一处，说明了文化的互动和交融，起到了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效果，反映了融合的特点、和合的思想。
　　讲座最后，高江涛发出畅想：回望4300多年前，表里山河的晋南之地，各类文化碰撞交融，出现了一个煌煌都邑，当时的统治者以礼治国，和合万邦，形成早期国家的基本面貌。在其演进过程中，最初中国海纳百川、务实创新、传承发展的理念，甚至能沿用至今，这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带基因，是中国文化自信的精神渊源。

山西晚报记者 孙轶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