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中国对人类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三晋古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非凡的成就，但因其深受历史上瓷业发达的冀、豫、陕窑业之影响，故其光芒长期被磁州窑、定窑等历史名窑所遮罩，以致明珠蒙尘，鲜为人知。经由几代文博人的艰辛探索，终于使三晋古陶瓷发展的历史概貌更加清晰，得以从更多维度，重新评估其成就与历史地位。
　　1月9日，在山西云上文博会系列活动“文化名家会客厅”第四讲中，古陶瓷专家、深圳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郭学雷先生以山西陶瓷的考古发现为基础，为大家详细解读三晋陶瓷的工艺特点与历史文化价值。讲座中，郭学雷分十个部分，介绍并展示了从北朝到明清之际，山西陶瓷和各窑口的自身工艺、文化特色以及开创性贡献。
　　郭学雷简介
　　现任深圳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中国古陶瓷学会理事，广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博物馆协会会长，复旦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展览策划与古陶瓷研究，曾主持“官钧”瓷器、金元红绿彩瓷器、吉州窑与黑釉瓷器等多个重要展览及学术研讨会，研究涉及钧窑、红绿彩瓷、吉州窑、磁州窑、黑釉瓷、山西陶瓷、元明青花、广彩及中外陶瓷技术与文化交流等领域。著有《明代磁州窑瓷器》，编著有《明瓷聚真——山西民间藏瓷精粹》《玄色之美——中国历代黑釉瓷器珍品》《禅风与儒韵——宋元时代的吉州窑瓷器》等数部专著，在《文物天地》《考古与文物》等发表论文20余篇。
　　北朝釉陶成就巅峰 唐代茶器典雅洒脱
　　山西北朝时期的釉陶，在中国古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非常显赫的地位，代表了北朝釉陶的最高工艺水平。
　　山西陶瓷起点高，是北朝时期釉陶的巅峰。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边有一个背景。北朝的北魏早期的都城平城（如今的大同）位置很特殊，有点像现在的深圳，从西边来的一些新文化风尚，包括一些奇珍异宝，最先来到平城，这里是接受外来文化很充分的一个地方。晋阳作为陪都，也非常繁荣，太原徐显秀墓出土的文物生动再现了北朝时期贵族的生活。所以说山西釉陶的起点很高，它能达到的高度跟中外文化的交流有非常大的关系。
　　北魏釉陶上承汉魏传统，下启隋唐新风，流行的各式釉陶俑，新创的彩绘釉陶，貌似粗朴，却极具艺术张力。此时出现的人面镇墓兽、胡人牵驼俑等，直接被后世的隋唐墓葬制度所继承。北魏流行的黑釉、褐釉陶、青绿釉，亦被东魏、北齐发扬光大。汉魏传统、佛教文化与西域胡风的交融及对各类工艺的借鉴，更凸显了北朝釉陶中西文化深度融合的特点。为隋唐陶瓷大发展做了技术和文化上的准备。
　　大同市博物馆展示的司马金龙墓的仪仗俑非常有气势，整体上看来是很雄伟的一个军阵。该墓出土的釉陶，所见釉色有黑、褐、绿、青绿、灰蓝、褐红加绿、褐加白、彩绘等，色彩变化丰富，前所未有，反映出北魏窑工在拓展釉彩的丰富性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
　　再看司马金龙墓里的镇墓兽，人面兽身的镇墓兽其实不是中华文化的传统，它是跟古埃及斯芬克斯，也就是狮身人面像有很大关联，所以这是外来文化的流入，但是这种文化到了唐朝又成为一个流行的现象，在唐墓里边无论是三彩甬还是镇墓兽无不体现了中西融合的脉络。
　　大同北魏墓群出土一批酱釉仿金属镶嵌装饰陶壶，其模仿的金属镶嵌工艺，明显是受大量进入平城的西域镶嵌金属工艺品的影响。酱釉壶形钮盖罐，其意匠显然是从希腊金罐借鉴而来。山西北朝釉陶，成就空前，代表了北朝釉陶的最高工艺水平，为后世北方陶瓷大发展做了技术与文化上的准备。
　　到了唐代，泽州窑出了一批白釉绿斑的釉陶，而且主要是以茶器为主。白釉绿斑，其工艺是以于素白色的底釉上，随性挥洒绿釉斑片，浸润、流淌自然，给人浑然天成、典雅洒脱的造化之美。还有一类是在淡绿色的底釉上以漏斑的手法，形成深绿与浅绿斑驳交融的效果，也是一种极具巧思的装饰。
　　唐代泽州窑专注于茶器一道。该窑茶器的气质，颇与茶禅之枯淡清寂、自然澹泊的精神相契合，其不仅拓宽了唐人茶器美学的领域，提升了唐人茶器的美学品格。泽州窑产品已成为销往北都晋阳、东都洛阳及供御皇家的茶器珍品。
　　金元黑瓷独树一帜 北宋介休窑首开先河
　　独树一帜的金元黑釉剔花、铁锈花、油滴工艺，掀起风行两个多世纪的晋地玄色陶风，特别是金人对茶的钟爱，造就了山西黑釉油滴工艺的空前繁荣。
　　山西黑釉里边，郭学雷提到首屈一指是大同青瓷窑，这里产出的器具充满了粗犷豪放、气势磅礴之美，非常有气质。以山西天镇县夏家沟出土的金代黑釉剔花开光花卉纹嘟噜瓶为例，瓶身球形开光非常大，整个器物的设计也非常大气，特别是卷草这种花纹非常舒展，是青瓷窑非常独特的一个装饰。
　　山西金元油滴，富于变化，具幽深、玄远、神秘之美，是中国油滴工艺最发达的地区。女真点茶之风引发了山西油滴工艺的繁荣。山西怀仁曾出土南宋“供御”建盏，其与山西仿建盏伴出，恰是金朝点茶之风兴盛的重要物证。如小峪窑的红油滴、介休窑的银油滴、榆次窑的赭银交错、平阳窑的银中套赭、赭中套银，真可谓千变万化。其玄远、幽深又富于变化的美感，耐人寻味，令人折服。
　　北宋时期的介休窑白地赭花与白地黑花产品，比北方其他地区的白地黑花瓷器，其创烧的年代至少要早一个世纪。至迟在北宋仁宗年间的11世纪中叶，介休窑就首开先河，创烧出了优质成熟的白地黑花产品，从而引发了金代北方地区白地黑花瓷器的空前繁荣。
　　介休窑的白瓷非常独特，它比其他同时期的窑口在设计上更要雅致一些，很善于表达细节，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介休窑还有一项绝妙创造与发明，那就是瓷质粘钉叠烧技术。具体是把耐火度高的细瓷泥浆，用勒粉袋挤点在碗盘圈足上，因泥浆的粘度自然拉出一个小乳钉。介休窑通常是在细白瓷的碗盘圈足上粘三个支钉，也有四个的。在一个漏斗式的匣钵中仰烧二到四件碗。元代霍州窑，不仅把圈足粘钉法用在盘上，而且连高足杯、碗也用粘钉叠烧，甚至发展到粗瓷的叠烧上。
　　该支烧法与定窑支圈覆烧法，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解决瓷器产量与美观之间矛盾的有效方法，不同的是，山西的瓷质粘钉叠烧法，耗用瓷土原料极少，对器物美观的影响更小，堪称是山西在陶瓷装烧技术方面的一项绝妙发明。
　　河津窑文心匠艺 长治窑臻微入妙
　　说起古陶瓷凝聚的文化气息，郭学雷提到了河津窑。河津窑在造型装饰、书法艺术、色彩呈现等方面，文心匠艺，技高一筹。
　　北京故宫收藏的一件河津窑瓷枕上，赫然题写乾隆御题诗一首：“瓷中定州猶椎轮，丹青弗藉传色粉。懿兹芳枕质朴淳，蛤粉为釉铺以匀。铅气火气净且沦，粹然古貌如道人。通灵一穴堪眠云，信能忘忧能怡神。至人无梦方宜陈，小哉邯郸漫云云。”有趣的是，乾隆帝虽对该枕情有所钟，遗憾的是，他竟然误认其为定器。看来河津窑的美名，在乾隆时，早已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不为人知了。
　　河津窑的书法是“天花板级别”的，非常有高度。河津窑把书法拓片独特的黑地白字的留白这种美感移植到瓷器上，在瓷器上形成了一种非常有文人气息的一种装饰。这么有高度的书法作品，反映出当时有非常高级的文人参与了瓷器生产。所以有的人把窑厂看成一个单独的匠作系统，其实这是大错特错。任何一个有高度的作品，一定有文化人的参与。他们和匠人联袂，共同造就了一批有高度的产品出来。
　　与河津窑的文心匠意一脉相承，长治窑的白地黑花工艺精雅工巧，设计注重细节，富于巧思，颇具装饰意趣。其白地黑花花卉装饰，花朵喜用白粉皴染，再以褐彩点染花蕊，有的禽鸟也用褐彩皴染，这种手法较磁州窑单纯白地黑花更具表现力，是长治地区白地黑花釉下彩装饰最具标识性的特点。
　　长治窑场的另类精华之作——虎枕，堪称金代工艺最为考究和最具艺术美感的虎枕。虎枕尤为注重虎睛、虎眉等重点部位的刻画，强化了虎枕的表现力。长治窑工还把绞釉工艺，创造性地用于枕面表现小景山石的造型与肌理，颇得自然造化之趣。故宫博物院藏的金代长治窑荷塘双鸭纹虎枕，将长治窑场的绘画艺术提升到了相当的高度。枕面所绘池塘小景、莲塘双鸭、芦塘鹭鸶、竹石仙鹤、芦塘双雀，其笔法简率、写意，画面空灵、讲求呼应，完全是文人笔墨在瓷枕上的呈现。
　　从河津窑书法超凡脱俗的文人格调、长治窑极富文人趣味的山水可知，金代三晋文人与瓷器工艺已深度融合，瓷器已成为文人创作和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
　　彭窑霍器声名远播 山西琉璃无与伦比
　　元代霍州窑是北方地区最重要的一个白瓷窑场，而且也是唯一一个列入明初曹昭《格古要论》里的山西窑。它的白瓷工艺独特，制作甚工，土骨细白，胎薄且轻，造型秀雅，代表了元代北方白瓷工艺的最高水平。
　　《格古要论》中提及霍州窑，说明元代霍州窑已跻身全国的名窑之列。作为元代北方白瓷之首的彭窑霍器，声名远播。除山西外，河北、浙江、包头、元大都，甚至蒙古国元代和宁路故城遗址都发现了霍器踪迹，是山西古陶瓷史上行销市场最为广阔的瓷窑。
　　盛行于明代的山西琉璃，是我国陶瓷史上的杰出成就之一，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其恢弘的气势、绚丽的色彩、多变的造型、精湛的技艺，无不令人赞叹。
　　琉璃的高度离不开建筑。在郭学雷眼中，大同华严寺辽代建筑上的琉璃螭吻，它的艺术性表现力很强。明洪武代王府前的九龙壁，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大同九龙壁的色彩，包括艺术呈现，设计气势磅礴，很有力度，给人以九龙跃然壁上的感觉。从工艺上讲，大同九龙壁达到了明代琉璃最高的水平。
　　位于洪洞广胜寺内的飞虹塔是世界上最高的多彩琉璃塔。全塔的琉璃贴面反映了山西民间高超的琉璃烧造技艺和智慧结晶，为中国琉璃塔中的代表作。飞虹塔塔身二层以上外表全部镶嵌着蓝、绿、黄、白、黑五彩琉璃雕饰，装饰有菩萨、童子、盘龙、宝珠、花卉等饰物，整体造型生动，色彩艳丽，鬼斧神工，令人叹为观止。
　　讲座的最后，郭学雷介绍了三晋陶瓷产品的流布。在满足本地市场的基础上，山西陶瓷远销大漠、草原、东北等地，依托黄河水运和渡口之变，陕西、甘肃成为山西陶瓷的最主要的行销市场。最北，曾销往蒙古国和宁路，往南走，最远销售到了杭州。
　　两个多小时的讲座，郭学雷为网友们打开了一个琳琅满目、异彩纷呈的山西古陶瓷世界，让大家更真切地感受到山西陶瓷在工艺和文化方面的非凡成就。他总结道：山西古陶瓷在工艺与文化方面均卓有建树，成就非凡，影响深远，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山西晚报记者 武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