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不息，垃圾与人居环境便依存，此关系亘古不变。现代化的垃圾处理早已系统化、全球化，我国古代又是如何处理垃圾的呢？
　　古时候的废弃物没有现在复杂，主要是生物排泄物、厨房废弃物、建筑及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和破损的生活用品。据《韩非子·内储说上》记录，距今三千多年的殷商法律曾明文规定：随地乱扔垃圾会被直接剁手。因此，人们很早就发现植物废弃物晒干焚烧后的草木灰可作为肥料来源。其它垃圾有的实行自然填埋，有的于燃烧后进行填埋。当时的粪便处理措施则主要采取还田和养猪两种方法。人粪养猪在两汉时期较为普遍，当时的猪圈与人厕二者合一处，既为人行方便，又为猪提供食物。古人把厕所称为“圂”就是这个原因。
　　唐宋时期，朝廷建立了严格的垃圾处理制度，明确了废弃物倾倒的位置，以便集中处理，减少污染。据《唐律疏议》记载：“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意思是将垃圾随手扔出墙外，杖六十；管理者失职，同样杖六十。宋朝初期设有街道司，专门管理巷道清洁、疏浚沟渠等事项，“有每日扫街盘垃圾者，每支钱犒之。”当年的环卫工人也有工资可拿。
　　民间也积极参与垃圾治理。有文献提到，唐朝的长安居民随身携带“哕厥”，类似今天的垃圾袋。肉骨鱼刺等垃圾，用“渣斗”收纳，这种宽沿、深腹、喇叭口的专门容器，还可根据口径按需使用：大的置于桌席盛放餐桌垃圾，小的装茶渣和废水。垃圾分类的萌芽状态已清晰可见。史书还记载了唐朝河东人裴明礼“善于理生，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成为我国因垃圾回收登上富豪榜的第一人。
　　废品回收中隐含的商机，极大地激发了全民参与意识，客观上也促进了环境治理。宋人吴自牧的《梦粱录》详细描述了当时有人因争夺垃圾资源而闹上法庭：“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去，谓之‘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胜而后已。”
　　元代和明朝前期的垃圾回收已经产业化，有专人负责将垃圾分门别类，方便后面的工序各取所需，据说小到一块皮革、骨头、羽毛，收购者都不忍遗弃，会将其巧妙加工制成有用物品。垃圾变废为宝，环境也因此干净卫生。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盛赞元代的城市清洁：“行在一切道路皆铺砖石，蛮子州中一切道途皆然，任赴何地，泥土不致沾足。”明代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形容苏州城的水：“清澈透明，不像威尼斯的水又咸又涩。”当时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清洁的城市。
　　然而，到了明末和清朝，垃圾治理的荣光不再，对环境的保护更是一落千丈。明代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这样描述开封城：“雨后则中皆粪壤，泥溅腰腹，久晴则风起尘扬，颠面不识。”可见当时垃圾完全处于无人管理的放任状态。
　　清朝则更甚，虽有《大清律例》规定，“如有穿墙出秽物于道旁及堆积作践者，立即惩治”，却无任何具体配套处罚措施，以致屋外的垃圾堆比房屋还高，老百姓回家像进山谷一样，此恶劣状况曾被记载于《燕京杂记》中：“人家扫除之物，悉倾于门外，灶烬炉灰，瓷碎瓦屑，堆积如山。街道高于屋者至有丈余，人们则循级而下，如落坑谷。”
　　我国古代的垃圾回收，既有全民行动的辉煌时期，也有疏于治理的惨痛教训，垃圾处理的艰巨工程，任重而道远。

□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