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呼啸，像土匪一样在村子里横冲直撞、四处劫掠。树惊慌失措地胡乱摇摆着、尖叫着，时有枯枝断落地面。窗上的麻纸“呼啦啦呼啦啦”地拼命抵抗着，终究还是被撕开了一道道缺口。这些可恶的家伙！难道还想看我们笑话？！
　　教室里的动静真不比外面的小：有不停跺脚的，有哈气搓手的，有揉耳朵的，有擤鼻涕的，各种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杨老师不得不把嗓门提高，再提高：“所以——啊——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只有好好学习——啊，长大了才能像我一样挣工资，才能戴有脸的栽绒帽子——啊，才能到县里桥口——美美地——吃一碗羊杂——啊，啧啧！要是再泡上一根刚出锅的稀溜溜软的麻花，或者就上半个脆香的‘翟店饼子’，那就更美气了！”
　　杨老师大名杨怀侠，是我们的小学校长，也是当时唯一的公办教员，矮胖身材，面色红润，待人温和，从不打骂学生。唯一的“烦人”之处就是早操后喜欢训话，箩子簸箕一大堆。“今天下午——啊，我们要大扫除——啊，除了笤帚簸箕——啊，每个班还要拿几个筐子。”怕大家听不懂，顿一下又说：“也就是咱土话说的‘蒫’（读cuo)——啊。”“明天——啊，就要参加联区统考啦——啊，数学我再强调一点——啊，遇到文字题不会算，先把文字——念三遍！”
　　记得杨老师也曾表扬过我两次。一次是说我从小有志向，将来要读高中、考大学。那时的我傻兮兮的，哪知道什么高中、大学？准是父亲的主意。一次是我被评为地区“三好学生”，他高举奖状极其夸张地说：“大家看看！看人家这奖状多排场！带红绒绒的！还有两杆带擦儿的铅笔和一个软皮日记本！多美！”说得我满脸通红，心里却像灌了蜜。
　　外面的风依然呜呜地吼着，教室里已是一片寂静。大家虽没吃过羊杂，还是被杨老师说得直吸溜口水，肚子“叽里咕噜”乱叫。眼神儿和思绪也早随着杨老师那满脸的亮光和吧咂的嘴巴，飘到了县城，飘到了桥口……
　　“栽绒帽子”大家都不稀奇，杨老师自己就戴着呢，跟课本里雷锋叔叔的一个样。上课时他将那厚厚的帽脸儿挽起，下课回家时又把帽脸儿翻下来，从不冻耳朵。父亲也有一个军绿色的栽绒帽子，那棕黄色的栽绒里子少说也有半寸厚，看着都觉得暖和。杨老师说得没错，“栽绒帽子”似乎只有在外“干事”的人才戴。要不，连爷爷那样威严的人出门也只裹着个围巾？连三叔那样的重劳力，大冬天挑着茅粪走在风里，也只戴一顶皱巴巴的耷拉着帽檐的薄棉帽？不过，想到全家的开销几乎全靠父亲，想到在寒风刺骨的冬天，父亲穿着那件蓝色大氅，戴着那顶栽绒帽子，紧系了帽脸儿捂紧了耳朵，脸上扣着被煤灰渍黑的棉纱口罩，坐人家拉碳的顺车从一二百里外的乡宁山里一路颠簸回家，也真不容易！没啥好嫉妒的。
　　至于“羊杂”，当时的我们见都没见过，更别说吃了！直到后来到县里上了高中，我才知道杨老师所说的桥口在哪里？羊杂长啥样儿？才知道羊杂泡上麻花或饼子吃上有多美！
　　桥口就在稷山城西汾河大桥与108国道的交界处，离化肥厂不远。因处交通要道，平日里车水马龙，人流络绎。那口熬羊杂的大铁锅就支在国道通往化肥厂的岔路口。锅的口径少说也有一米，里面总熬着一副羊骨架。满锅浓浓的羊汤冒着汩汩的气泡，推挤着炖得肥嫩松软的羊脸、羊肠和粉条，下面的兰炭炉子蹿腾着红红的火苗，直将锅上的热气吹得四处飘。看着一碗碗冒着白气洒了葱花飘着一层羊油辣子的羊杂被端上桌，只那色香便已让人垂涎欲滴，更别提吃着里面的羊肉、羊杂和羊血了！
　　若只一家卖羊杂的便也罢了，可气的是两旁还有卖饼子、卖麻花的！那卖饼子的将小擀杖在案板上敲得“哒哒”响，一会儿揉面，一会儿抹油，一会儿撒芝麻，一会儿掀开鏊子拍手取出炉边的“火烧”，还要随时支应顾客，忙而不乱，井井有条。那炸麻花的两手抻面“啪啪啪”地抽打着案板，软溜溜的面条在他们手里就像舞动的银蛇轻快自如，又像表演魔术般变化多端：由短变长，由粗变细，由一变二，由二变四。一不留神，不知怎地又变作三股扭在一起，投进那沸腾的油锅中……
　　他们几家貌似互不相干地各自忙碌着，但当你看到大碗喷香的羊杂被端上桌，看到一旁刚出锅架在篦子上滴着棉籽油的酥软麻花，看到捂在棉褥下烤得松脆焦黄的白面“火烧”，闻着那勾人心魂的羊肉香、麻花香、饼子香时，谁敢说他们没有“合谋作案”故意勾引路人的可能？尤其到冬天，无论谁走过路过，即便舍不得花一块钱吃一碗羊杂，身子也会不听使唤地往近了凑。有的一边搓着双手龇牙咧嘴地骂着该死的天气，一边向人家掌柜的点点头靠近火炉；有的摆出一副凛然的架势先询问价钱，而后又装作不屑的样子摇头离开。唉，无非就是想不花钱多闻闻那股香嘛！
　　好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杨老师那闪着油光的脑门儿和红通通的脸，就想到那暖和的栽绒帽子和桥口的羊杂，正是它们给了童年的我无限向往，也在无形中成为自己学习的动力。只是，桥口那口熬羊杂的大铁锅存在了好多年，两旁打饼子的、炸麻花的直到我参加工作也还在，而杨老师却早早走了。
　　那年，我读初三，杨老师还不到退休年龄。我记得从供销社买了什么东西从村“十字”往东街走，他一手拄着拐杖，一手蜷曲在胸前，拖着一只脚从南街口往“十字”走。我扭头看到他时，他正好驻足抬头：脑门依然发亮，面色依然通红，可眼神已不似从前明亮。我没敢近前，只匆匆一瞥便低头回了家。
　　两年后，父亲说杨老师没了，是“脑溢血”复发。我不知道最后看到杨老师时他是否也看到了我。若是真看到了，心里会不会责怪？
　　四十年了，我虽然“干了事”，也“挣了钱”，但终究没买过一顶属于自己的“栽绒帽子”，也没能到桥口静心享受那碗泡了麻花或饼子的喷香的羊杂，只是在独坐静思时，会常常想起。

□杨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