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宋元史研究领域的创新之作，《士人走向民间》节选——

　　《士人走向民间》王瑞来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宋元史研究领域的创新之作。作者以“宋元变革”为视角，从宋元之际士人精英的命运切入，展现了他们金榜题名后不得不面对“千人竞渡”、仕途升迁艰难的局面，在这个背景下，许多科举及第的士人心态和职业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做官转为经商、教书、经营田产、出家等，流向开始多元化。书中案例鲜活，史料翔实，作者将宏观勾勒与个案考察结合，从大历史视野将唐宋变革与宋元变革上下连贯，勾勒出中国社会由南宋历元、进入明清、走向近代的步履。
　　北宋开国，承袭隋唐，实行科举取士。不过，在太祖朝，由于取士的人数过少，科举还不能成为官僚的主要生产源。仁宗朝李淑就说过：“皇朝开宝以前，岁取士不过三十人，经学不过五十人。”这个数字与唐代科举每场取士人数相差无几。至太宗朝，伴随着宋朝江淮川广统一的完成，基于亟需各级管理人才的现实状况，宋朝政府扩大了科举取士的规模。其中的深层原因是，重文抑武的战略转变及笼络士人的政治策略的实施。此后的两宋三百余年间，每科取士几乎都达数百人乃至上千人。如真宗景德二年(1005)一榜的正、特奏名进士、诸科便达3055人。两宋登科者，北宋约为61000人，南宋约为51000人。这些数字的总和，宋朝以前和以后的历朝科举登科人数都无法匹敌，士大夫政治的时代辉煌，实由科举制度肇基。
　　科举规模的扩大与科举制度的公平机制，打破了往日的贵族政治垄断，不仅为朝廷输送了大量的精英，还促进了社会流动，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柯睿格分析了南宋初期《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的和后期的《宝祐四年登科录》，前者登科者中父祖二代中全无做官的占56.3%，后者三代不仕者则达占57.9%。“取士不问家世”的政策实施，让从来与仕途无缘的普通平民百姓看到了希望。“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现实，让宋真宗的《劝学诗》成为人们真切的感受。这就是：“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光荣与梦想，激励着世世代代千千万万的庶民与士人奔竞于科场。这在客观上也带动了全社会的向学与文化的繁荣。然而，光明必然伴随着阴影。我无意于述说辉煌，想走到这辉煌的背后。科举造就了不少高官显宦，他们显现出耀眼的光芒。但科举同时也制造了无数的范进式的潦倒士人，却不大被人理会，像是阴影遮蔽下的无人知道的小草。
　　科举是每次都产生大量的落第者的制度。前述两宋登科者北宋约为61000人，南宋约为51000人。那么，每科考试的参加者人数是多少呢？对此，没有完整的数据，只能根据个别数据进行略约估计。北宋前期太祖朝的每举省试，参加者大约为2000人，但到了太宗即位后的太平兴国二年(977)第一次开科，参加者就已倍增，达到5300人，而到了第三代皇帝真宗即位后的咸平元年(998)第一次开科时，参加者已猛增至２万人。这仅是参加礼部贡举，即省试的人数。按当时每100人解20人的规定计算，那么，真宗第一次开科时，各地的发解试的参加者就有10万人之多，而这一年的登科者，除了特奏名，只有200人，是全体参加者的１/500。这还是解额尚宽的北宋前期。为了缓解省试的压力，在咸平二年(999)便开始规定解额。尽管各地的解额有所不同，但根据欧阳修和汪藻在不同时期所说，大体是参加地方发解试人数的１/100上下。
　　关于这个数据，我手头还有一个旁证。这是在北宋熙宁年间到访的一个日本人的记录与观察。入宋僧人成寻在他的旅行记中写道：“予问司理官子秀才明州秀才来由，答云：明州、温州、台州秀才，并就台州比试取解，约五百来人已上取十七人，将来春就御试取三人作官。五百人秀才中只取三人作官，天下州军镇秀才廿万余人，春间御前比试只取三人给官，约千人取一也。”这里的“千人取一”,不管是出自明州举子之口，还是来自成寻的计算，都反映了北宋中后期的人们对当时科举倍率的事实认知。
　　降至南宋，领土减少了三分之一，而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未减反增，情况更为严峻，竞争更为激烈。特别是东南沿海各州郡发解试的参加者，“大郡至万余人，小郡亦不下数千人”。周必大记载其家乡江西庐陵“平时应诏，率数千人试”，在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的解试，则“赴举者逾万人”。而据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知福州赵汝愚的奏疏透露，该州当年贡举之前的发解试“纳家保状”的报名者便达一万六千人，“而解额只六十二人，系二百七十方解一人”。而在这十年前的淳熙元年(1174)，福州“应诏者两万人”。又据朱熹说，有的州甚至是“或五六百人解送一人”。朱熹所言，有南宋末年写下的诗为证：“鹿鸣今日宴佳宾，六万场中一百人。”而台州在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竟接近“千取其一”的“人盛员窄”的状态。
　　然而科举参加者日增，乡试发解额却没有实质性的增加。比如江南西路吉州的解额，北宋末年应试人数约为4000人，解额为45人，到了南宋，应试人数常达万人，而迄至南宋末年，解额却一直停留在68人。比较45人，68人的确略有增加，但跟应试人数相比，在比例上则是不升反降。前面述及的福州状况也是如此。北宋末和南宋前期的解额为68人，应试人数为3400多人。而至开禧三年(1207)，应试人数达18000人，解额却降至54人。
　　不仅乡试发解额没有实质性的增加，省试录取名额从应试人数上看，比例也有了减少。北宋后期约为十取一，到了南宋，自孝宗朝以后则约为十六取一。当时，若是俯瞰科场，那是一幅万头攒动的悲壮景象。
　　透过以上的数据资料，舍去地域不均衡的因素，按北宋旧解额百人取一、省试十人取一这样保守地计算，南宋登科者五万一千人的背后，有着一百五十年间将近五千万人次落第于“孙山”。五千万人次，这是一个相当巨大的数字。这是一部真实却被人遗忘的“儒林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