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溪堂主人张绍勇先生，行草楷篆皆善，尤以隶书工，曾师从王朝瑞、刘锁祥诸先生。隶书中，遍临各碑，又以“史晨”为主攻。汉碑用笔无非三类，方笔者《礼器》《张迁》，圆笔者《曹全》《夏承》，而《史晨碑》方圆兼得。清人方朔《枕经金石跋》评作此碑：“书法则肃括宏深，沈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清人杨守敬《平碑记》云：“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后世临碑，以此为多。张先生摹“史晨”深得其髓，其字型工稳，结构匀称，温润典雅，不激不励，变化而有矩度，理性而能性情。
　　在达到波磔分明、轻重得宜、中宫紧密、外宫疏放的意趣后，紧密修饬、方整结体反成了一种甜媚，多骨微肉、多力丰筋却也是一种程式，其中似乎少了几分直拓奔放、斩钉截铁的巩固，少了几处阔笔直书、方朴古拙的率真。于是，张先生转而临写端庄朴茂、峻实稳重的《张迁碑》。明人王世贞评价此碑：“书法不能工，而典雅饶古意，终非永嘉以后所可及也。”其“能工”恰是《史晨碑》所竭力追求的效果。张先生其所摹“张迁”，同样达到了直中寓圆、错综揖让、粗细相间、内敛雄浑之观。不啻如此，其字心上举、下部散开者，显然得到了籀篆书的旨要，字心下沉、上部收缩者，则兼具了鲜于璜的妙方。意秦碑力劲，汉碑气厚，然汉隶多挺秀俏丽、明媚娟好者，有庙堂之气，惟石门张迁，见巍然昂藏、赳赳壮观之势，存山林之姿，二者尤为北人倚重垂青。“张迁”之后，张先生开始涉足“石门”。篆隶之间的格调，可谓高蹈，行笔迟涩生拙的气质，可谓古崛，而放胆飘逸、率真活脱的局度，显然包容了其他碑帖的精髓。汉隶无外乎居延之野、史晨之整、乙瑛之俊、曹全之缓、夏承之瑰、衡方之倔的极致，若想溃围南弃，稍有己之面貌，何其不易，多少书家穷毕生求其旨而不得。
　　凡书通则变，将“史晨”之圆浑淳厚、四面拓张与“张迁”之运笔劲折、挑角方梭结合之，何谈容易。明人屠隆在其《考磐余事》中曰：“吾人学书当兼收并蓄，聚古人于一堂，接丰采于几案。手执心谈，求其字体形势转侧结构，若龙跳虎卧，风云转移，若四时代谢，二仪起伏，利若力戈，强若弓矢，点滴如山颓雨骤，而纤轻如烟雾游丝。使胸中宏博纵横有象，庶学不窘于小成，而书可名于当代矣。”融会贯通、水乳交合非形式上的，而在于本质。书法之始，难以入贴，继而又难以出贴，书总离不得法，巧从法生，法由理出，学书不参通古碑，终不古，为俗笔，不离古，且要不泥古。
　　书者聚一以成形，形质既具，性情见焉。作为一名公职人员，琐务缠身，此间习书，全然兴趣爱好。书法之于张先生虽属业余，因痴于此而有所得，职业几经变迁，癖好历久不衰，真情则念兹在兹。做事须恒心，学艺尤如此，功夫第一，天然次之。勤学有目标，执着而得法，其为成功法则也。

□介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