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可以看见的，也是可以走近的，《在故宫看见中国史》节选——

　　《在故宫看见中国史》祝勇著 作家出版社
　　故宫虽然只有六百多年历史，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个阶段，但是故宫以收藏于其中的各个朝代的文物、典籍等历史遗产，汇集和凝聚了中国七千年的历史。本书从春秋战国开始，延伸至汉唐、宋元明，一直到晚清，选择了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的关键节点，讲述了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以及它们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同时，作者还横向地比照西方同时代的历史，揭示了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和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幸存者公孙鞅
　　公叔座病重的时候，把他的得意门生公孙鞅举荐给魏惠王。那时，一缕薄阳穿透帷帐的缝隙，落在他苍白的脸上，为那老脸涂上一层粗糙的粉，连嘴唇都是白的，泛着一层起伏不定的膜。那嘴唇颤抖着，说了一句对魏惠王至关重要的话：
　　“（我的）中庶子卫鞅，年虽少，有奇才，愿君举国而听之！”
　　公叔座是魏国的相国；中庶子，是弟子兼助手的意思。那一年，公孙鞅已经在公叔座的身边，度过了四个寒暑，并已赢得了公叔座的赏识，他“好刑名之学”，习杂家之言，好李悝之教，兼兵家之术，是一个饱学之士。在公叔座的心中，只有把公孙鞅送到相国的位置上，自己才能安然地闭上眼睛。
　　《资治通鉴》在写到魏惠王反应时，只用了三个字：“王默然。”
　　这份默然里包含的潜台词是：没把公叔座当回事儿。
　　魏惠王显然没把窝头当成干粮。他眼前的这个“鞅”是那么的年轻，年轻得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很多年后，就是这个不入魏惠王法眼的年轻人，帮助秦国强大起来，并一举灭掉了魏国。黑压压的秦军攻过来的时候，魏惠王捶胸顿足，悔之晚矣。
　　但那时的公孙鞅还不叫商鞅，他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晚辈，他的身上没有显露出丝毫的主宰未来的迹象。
　　对于公叔座的好言相劝，魏惠王终于不耐烦了，他起身告辞。
　　公叔座急了，叫身旁的人全部退下，然后对魏惠王说：“大王如果不用公孙鞅，就一定要杀死他，不可让他踏出国境半步。”
　　魏惠王嘴上答应了，心里却在笑。他笑公叔座一定是病得糊涂了，满嘴胡话。
　　魏国的变法
　　乐观主义者康德认为，历史发展具有合目的性，即，历史是遵循趋利避害的原则，有理性地发展的。他的意思是，历史是一种会思维的动物，而且头上长着一对敏锐的眼睛，可以在纷乱的局势中，分出哪些情况是利，哪些情况是害，从而使错误自然地被淘汰，以选优的方式得到最好的结果。然而，当我们深入到历史的细节中，我们便会发现情况要复杂得多，历史中的每一个环节，未必都像他所说的那样经过仔细算计，步步为营。历史是那么的杂芜不堪，充满偶然，历史面对各种可能性进行的选择，未必都像康德所说的那样经过明察秋毫、深思熟虑，相反，它可能是盲目的、冲动的、漫不经心或饥不择食的。在历史中，没有人知道下一步是什么，就像阿甘的母亲教育阿甘的，人生就像巧克力，你永远无法知道下一颗是什么滋味。尽管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但是世界上没有一条江河是笔直的，历史也同样不是一条直线，按既定方针办，向着一个明确的目的地飞奔。历史没有先见之明，也不能选择捷径，在目的未明之前，一切都处于昏昧之中。
　　此时的魏惠王就处于这样的昏昧中。如果他能够预知这个不起眼的年轻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他断然不会轻易放他走掉，遵照公叔座的嘱咐将他杀掉，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倘如此，魏国的历史、秦国的历史，春秋战国的历史，乃至后世一连串的历史，都将发生环环相扣的变化，至少那个名叫嬴政、远在赵国充当人质、看不到任何未来的丑陋儿童，不会在38岁上就完成统一大业，笑傲天下，成为中国的第一个皇帝，迎来中国历史的一次巨大的变迁。在这里，我们遭遇了许多级别不同的拐点——如果说秦国具有吞并六国的实力，得自卫鞅变法这个拐点，那么魏惠王之放跑公孙鞅，就是这个拐点中的一个小拐点。历史的道路就在公叔座与魏惠王会面的一刹分出了许多种可能，魏惠王选择了对自己最坏的一种，反过来说，是对秦国最好的一种。
　　实际上，在东周列国中，魏国的变法走在了最前列，它的“总设计师”是魏文侯。三家分晋之后，魏文侯的改革，成就了战国时代一位重要的改革家李悝。在政治上，李悝主张废止世袭贵族特权，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名言，将无功而食禄者称为淫民，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世袭制度发起的挑战。由于废除世袭制度，一批高级废物被赶出政治舞台，一些出身于一般地主阶层的人，则可以因战功或才能而跻身政界，当代的官方史书将这一斗争诠释为地主阶级对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为以后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开辟道路。经济上，李悝则主张“尽地力”“平籴法”，为魏国的复兴积累物质基础。李悝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通过魏文侯予以公布，使之成为法律，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法经》这部奇书后来没能存世，根据《晋书·刑法志》的记载，我们知道它共分6篇，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律》和《具律》。我们无法知道它们的具体内容，但它们在魏国产生的“政治效益”和“经济效益”却无须怀疑。如果魏惠王把魏文侯和魏武侯制定的改革路线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战国时代最强大的国家可能就是魏国，而不是后来崛起的秦国。在这场龟兔赛跑中，魏国跑在了前头，又在魏惠王那里停住了脚步，他笑得太早了，以至于把已经到手的优势拱手让人。
　　魏惠王的态度让公叔座至为失望，公叔座从魏惠王轻蔑的表情中看出了这个王国的不可救药，终于，他对公孙鞅讲出了实情，并让他赶快逃走。公孙鞅逃走的时候，身上只带了一本书，就是李悝的《法经》。
　　公孙鞅就这样从魏惠王的眼皮底下消失了，他回来的时候，身后带着秦国的浩荡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