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1日，早8时许，我们从运城来的一行人，不顾连夜坐十多个小时火车的劳累，兴高采烈地背着行李出站后，爬上山西师范学院迎接新生的大卡车，不长时间就驶进了师院的大门。
　　山西师范学院的前身是山西大学堂，比清华大学的资历还老一些，是当时山西唯一的一所高等学府。当年师范学院地处太原南郊的坞城路，校门西向。一进门便是一幢五层高的教学大楼，称之为主楼。主楼是灰色调，宏伟、高大而庄严，朴素而大气。每层中间一段均是各系的办公室、资料室和教研室，楼两端是教室，每层南北各有一座阶梯教室，进楼后给人一种肃穆雅致之感。当年主楼是学院的中枢神经，也是学院标志性建筑。教授在这里授课，学生在这里听讲，显得学术气氛是那么活跃，师生关系是那么和谐。
　　我们拿着录取通知书，办理了入学的一切手续，径直进入宿舍楼已经安排好的房间。我们的宿舍在主楼的西南侧，只一条人行大道之隔。宿舍楼只有两层，非常明亮整洁，房间的地板是木质的，虽然红油漆的颜色磨去了不少，但仍然是那样耀眼，光洁的几乎能照见人来。每个房间有两张上下层床铺、两张四抽屉方桌、两个四层简易书架，设施简洁明快。每个房间只安排住四人，很是宽松。知情人说当时这起码是华北地区高校中学生宿舍条件最好的。
　　进入房间后刚打开行李，床还没有铺好，一位高个子老师在门口把手中的小纸条与房号核对了一下，自言自语道：“就是这里。”他进入房间后，脱口便问：“谁是赵望进？”我立即立正说：“我是。”他马上握住我的手说：“我是中文系的团总支书记谢富盛，咱们是老乡，你是临猗人，我是万荣人。高考时，全省你是唯一一个用毛笔答语文试卷的。”接着他谈了我被录取的全过程。
　　原来，在批阅高考语文试卷时，山西师院中文系的王树山老师第一个发现了有考生用毛笔答试卷写作文，他脱口喊出：“嗨！这个考生用毛笔答试卷！”话音刚落，其他几位阅卷老师围了过来，都夸赞卷面不仅整洁而且美观。但试卷是密封的，谁也不可能知道这个学生姓甚名谁。
　　消息很快传开了。得知是报考中文系的，山西师院中文系招生的老师首先拿住了考卷。中文系招生负责人就是谢富盛。他查看了考生报的档案：姓名赵望进，毕业于永济中学，报考志愿：第一，北京师范大学；第二，山西大学；第三，山西师范学院。以谢富盛为首的师院中文系招生组的同志说，不能出省，咱们得扣住。当时，师范学院中文系是山西文科最有权威的，虽然有了山西大学筹备组，但没老师、没设施，招生工作得由师院代招。于是谢富盛就向系领导和有关校领导做了汇报，又请示了省招生委员会主任王中青（当时分管文教的副省长），山西师范学院立即把我录取了。
　　谢富盛老师讲述了录取的前前后后，并对我说：“以后有什么事就来找我。”说完他把他的办公室房间号告诉了我。
　　下午三时，全班三十五个同学被召集到主楼的一个小教室里，班主任来上“入学第一课”。班主任金志明个头不高，满口四川话。他是从部队上下来上了工农速成中学，毕业后被保送到师院中文系的。他已读到四年级了，比我们高四级，但年龄比我们大十来岁，又是中共党员，所以当时在专职干部缺少的情况下，系领导选拔他兼了我们的班主任。
　　金志明很严肃的站在讲台上，首先点名，每点一个便问两句：什么地方人，哪个学校毕业？点完名后，他指着我让站起来，然后很郑重地说：“这位同学你先临时担任咱们班的班长吧。”话音刚落就响起了一片掌声。
　　而后班主任一项一项对新入学的事项作了安排。最后他说，大学与中学不同的地方很多，有三点必须强调和说明，一是对老师一律称先生，不论男老师或女老师；二是可以结婚，必须由系里开证明，学校人事处出具介绍信，去坞城路民政所领取结婚证；三是可以抽烟，但上课时坚决不允许，只准在课间过过瘾。买烟要用号证，自己报名，班长汇总，统一去系办公室领取，然后再分发。
　　散会后，班主任金志明又留住我交代了一会儿。他说班长是协助班主任工作的，他是兼职班主任，好多事就要班长去做，从你的考试卷子上就可以看出你干事态度认真，又有才华，一定会胜任班长的。以后还要有团干部、副班长、班委会和课代表，我相信你一定会干好的。临走时他还特别嘱咐我，回到宿舍先统计谁抽烟，拿着名单去系办公室领取“烟号”。班里的调干生不少，抽烟的人肯定多，你不抽烟吧，不知道瘾上来了的那个滋味。
　　这便是我踏进大学第一天的生活。

赵望进（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