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档案
　　主角：铜簋
　　体态：高21.5厘米、口长23.7厘米、口宽19.5厘米、底长19.6厘米、底宽16.8厘米，重7.54千克
　　出生时间：商
　　出生地：山西省临汾市庞杜遗址
　　藏宝地：临汾市博物馆

　　在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县底镇庞杜村西北范河南岸的台地上，有一片分布面积约8万平方米的商周墓地，2002年，临汾市文物局发掘了其中4座墓葬，出土了一批文物。这些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并有商人埋葬习俗的殉人、殉狗现象。最引人注目的是M2，不到11平方米的墓穴中随葬品丰富，有青铜器、玉器、陶器、蚌器、漆器多种种类。其中青铜器数量最多，包括容器、兵器、工具、车马器。最为重要的是青铜容器大多铸有铭文，铭文内容指向一个古老的氏族——息族。
　　M2出土的青铜容器分别为“息父庚册”铭铜鼎1件、“息父乙册”铭方簋1件、觚2件、爵2件(其中有铭文“子刀”)、“息册”铭尊1件、“息册”铭卣1件。鼎、簋、觚、爵、尊、卣……这几种容器在商代均为核心礼器，有着较为复杂的组合形态。晚商至西周早期，两种器物组合最为常见。鼎与簋的组合发展到西周时期，奇数的鼎与偶数的簋配套成为礼仪活动的主祭礼器，由此形成制度。觚与爵的组合，每种都存在器形、大小相同相似两件组合的情况，即汤毓赟先生所概括的青铜器“觚爵成套+偶数配列”的组合现象。而这些同出的两件器形、大小相同相似的器物，也是列器的形式。这种现象存在于地位较高的贵族墓葬，以觚爵这对主要礼器套数的多少形成等级，并伴有其他的青铜礼器。尊与卣的组合在殷墟文化末期觚爵制度走向没落之前兴起，在西周早期用来弥补礼器组合中觚爵的减少，基本上以1尊1卣和1尊2卣组合为主。值得一提的是，M2还发现同青铜礼器叠放在一起的8件漆器，器形不辨，存有红漆痕迹，其中2件口部为圆形，还有一件饰有蚌饰，很有可能也是礼器。在礼器组合中，也时常用不同材质来表示不同器物，这是早期礼制的特点。
　　商人重酒，周人重食。M2里觚爵组合各为2件，形成这一墓葬礼器组合中的重心，与商人重酒不无关系。然而晚商礼器同时也在逐渐凸显食器的地位，觚爵组合加配鼎的形式，再加上簋，形成觚、爵、鼎、簋的配置。学界认为，殷墟三期改青铜礼器重酒组合为食器和酒器的复合形式，这是铜器组合“有了根本的变化”,鼎簋觚爵组合几乎占了一半的数量。殷墟三期簋在礼器组合中的出现，已经有了重食的倾向。鼎与簋的结合，与觚爵并行，在M2里显示了重酒重食的复合组合，其中重酒的程度略高于重食。
　　M2的这件铜簋簋身形制类似圆腹圈足簋，但底座为方体，因此这件簋应作方簋。敞口方唇，折腹圜底。依据考古报告描述，簋腹两侧各有一粗大的兽耳，呈现两条卷龙的形态。腹部及底座束腰处四角及其每个面的中部各有一条高扉棱，每面扉棱两侧均以雷纹铺地饰有对称的双首联体夔纹。底部外侧留有合范铸造的菱形方格，内侧铸铭文“息父乙册”。四腹纹饰相同，中部靠上有一道凹弦纹，将纹饰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饰对称鸟纹，下部饰凤鸟纹。
　　根据统计，殷墟青铜器中方形器数量和比例要远远超过西周青铜器，所以，方形器是商人的传统。在整个晚商，方圆器的搭配十分常见，M2圆鼎方簋的组合也说明了商代礼器制度的一个特点。这件方簋在纹饰上装饰了仅在商末周初流行的大凤鸟纹，学者韩炳华认为，大凤鸟纹应该是多种文化融合的创新艺术形式，此类纹饰在地域上集中于宝鸡一带，是初到宝鸡地区的殷人与当地文化融合后创新的艺术形式，随着一些殷遗民的分化与迁徙，这种艺术形式很快消逝。
　　M2出土的青铜器里4件铸有与“息”相关的铭文，考古人员确定这是息族器群。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在河南罗山蟒张、天湖一带出土了大量铸有“息”族徽的青铜器，由此确定河南罗山蟒张、天湖附近就是商代息国。根据甲骨文可知，息在商代为商王朝的重要封国，并有女子嫁为商王后妃，称为妇息。作为国族名，“息”最早见于殷商卜辞和商金文，其就封或与商王武丁征伐荆楚、获取长江中游地区铜矿资源的军事部署有关。
　　李伯谦、郑杰祥先生认为，息国至商代末期依然存在，进入西周初期，该国或徙或亡，始由西周姬姓贵族所代替。周代的姬姓息国可能从商代息国的旧地东徙至今河南息县，史称“新息”，是周王朝在江、淮之间的重要屏障，进入春秋后被楚所灭。
　　有学者认为，周灭息后，息族一部或被西迁至今天的关中西部地区；一部或被赏赐与成王之弟唐叔虞，北迁至今天的山西临汾庞杜一带；一部或被赏赐给西周开国之臣齐侯姜尚，东迁至今天的山东地区；一部或被赏赐给曾国,南迁至今湖北随州一带。同样也有学者推断，息国入周后被迁徙至山西汾河下游，这也是山西临汾地区出现“息”族墓地的原因。
　　除罗山天湖墓地和临汾庞杜之外，晚商“息”族铜器在河南安阳殷墟、陕西岐山也有发现。分析者通过对这些铜器铭文彼此关系、字体时段等方面的研究推断，庞杜出土的“息”铭铜器的铸造者和最初使用者，乃是一位或一群迁居晋南地区却依旧秉持商文化传统的“息”族人。而带有“息父乙”“息父庚”铭文的铜器，应该是为祭祀他们埋葬于天湖墓地的父亲“息乙”“息庚”所铸造的。
　　铭文中的“册”，现在普遍认为是代表“作册”这一职官。据学者张亚初、刘雨考述，“作册”始见于商代，盛行于西周早中期，消失于西周晚期，西周中晚期以后被内史及内史尹所代替。作册是各种册命文书的起草人，是各种礼仪的参与者，是各种政治、宗教活动的参加者。
　　十余平方米的墓葬充满了诱惑，关乎礼制，关乎氏族，关乎方方面面。“息”灭之后，一“息”尚存，给我们留下深深的历史疑问。

唐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