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徐龟“兵火之后”的安逸生活——

　　“酒满金尊客满楼，
　　美人清唱眼波秋”
　　一张素笺，
　　一幅画卷，
　　一段流年过往。
　　那“散乐侍酒”的美景，
　　与独一无二的陪葬物，
　　述说着他非同寻常的身份。
　　但墓志的寥寥数语，
　　又给他蒙上一层神秘面纱，
　　如同那个时代，
　　亦美亦憾、如梦如幻。

　　一、徐龟是谁？
　　1996年6月，大同市政公司在站东小桥街扩建公路时发现了一座古墓，大同市博物馆的考古人员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瓜棱形注壶、绞胎瓷钵、葵口瓷盏、陶簸箕、铁釜等24件精美随葬品，还有题材丰富的壁画。根据墓志记载，这是一座建于正隆六年（1161年）的金代墓葬，墓主名徐龟。
　　徐龟何许人也？墓志记载：“徐君讳龟，字龟，天德人也，兵火之后隐居于云中，因而家焉。正隆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寝疾终于家，时年六十八，男子元俻丧礼，九月甲申葬于云中之北阳。”据墓志来看，徐龟本为“天德人”，《词源》中对“天德”解释曰：“唐天宝中于大同川西筑城，名天安军，乾元后改为天德军，……地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境。”
　　关于徐龟何时居于大同不得而知，墓志中只记载其因“兵火”隐居于云中（今大同），但从徐龟卒于“正隆六年”（1161年）“时年六十八”等信息来看，徐龟应生于1093年，在此后的近30年间，正是辽末政局动荡、金人不断南下攻辽、灭辽时期，因而该处所谓的“兵火”应为辽金战争，徐龟可能在辽末（1114—1125年）金灭辽战争期间为躲避战火，隐居云中，后在此长居，直至终老。
　　关于徐龟的身份及家族概况墓志中没有记载，但从墓葬出土的壁画“散乐侍酒图”“出行图”，以及造型优美、工艺精湛的瓜棱形注壶、绞胎钵等随葬器来看，墓主徐龟可能为中下级官吏或地主富户。特别是墓室西壁“散乐侍酒图”中出现的散乐配置、酒具组合，表现了当时一般士族生活中的宴饮场面，是墓主身份地位的象征。
　　二、壁画里的袅袅之音
　　“直须烂醉酬佳节，莫惹人间半点愁”，美酒佳肴为古人平添了诸多乐趣，在古人“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影响下，与此相关的美景也被一同带入往生世界，象征墓主来生的美好生活，因此在不少墓葬中出现了题材丰富、寓意吉祥的壁画，徐龟墓便是如此。
　　散乐侍酒图绘于墓室西壁，壁画整体由侍女、生活器具等组成，画面左侧放置一长方形高桌，桌上放置盏、盆、注壶及盛满水果的大方盘等。高桌下方置长方形矮桌，桌面放有两件带底座并封口的黑色梅瓶，该器应为储酒用具。高桌右侧放一筝台，筝台后面坐一抚筝女，头扎巾，身着蓝色左衽交领襦服。高桌及抚筝女后面则并排站立着七位侍女，侍女均头梳高髻，上身着窄袖交领襦衫，下身着长裙。侍女有的手执簿账和毛笔作记录状，有的手执笛子作吹奏状，有的手拿拍板作击节状，表现出一副和乐融融的宴饮场面。
　　茶酒题材是辽金墓葬中常见题材之一，这与契丹、女真族长久以来形成的饮茶、饮酒习俗密不可分。《辽史·乐志》记载：“皇帝生辰乐次：酒一行，觱篥起歌。酒二行：歌。酒三行：歌，手伎入。酒四行：琵琶独弹。饼、茶，致语。食人：杂剧进……酒六行，筝独弹，筑球……”说明了辽国皇帝过生日，朝廷大宴要进行盛大表演，每一行酒都有不同的节目，如当酒喝到第六回合时，便是弹奏古筝、筑球表演。辽代如是，金朝比之有过之而无不及，《金史·曲宴仪》记载：“果床人，进酒……至四盏，饼茶人，致语。”《新定夏使仪注》中描写了金朝招待夏国使者的情形，曰：“各就位，请收笏坐，先汤，次酒三盏，置果殽，茶罢，执笏，近前齐起”，形象地描绘出金朝宫廷的宴饮礼仪文化，茶酒饮宴逐渐成为金人富足生活的标志，反映在墓葬当中，则是出现了大量的茶酒宴饮类壁画。因此，侍酒、侍茶图是金代现实生活在墓葬中缩影。
　　宴乐类题材也是金代墓葬中重要的题材，这主要受宋代的宴乐文化影响。《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中记载，在宋代富贵人家蓄养乐伎是一种常有的现象，例如北宋韩持国喜爱声乐，每到热天或遇不如意之事，会差遣家中乐伎执拍板而缓缓歌唱，自己则卧在榻上倾听来缓解情绪。还有范德孺，年老之后睡眠不足，也会差使家中乐伎弹奏琵琶或古筝，为其助眠。在宴乐活动中，主人更是会派出乐伎进行表演，一是为娱情，二是为助酒，如宋人寇莱公举办宴会，“到酒行三十盏时，有乐伎二十四人连舞数盏”。天会五年（1127年）金攻取汴京灭北宋后，“将宋朝演出艺人、内家乐女、钧容班、大昇乐工、教坊乐工以及乐器、乐书等劫往金国”。因此，金的散乐文化或多或少都有宋的影子，当然不论是北宋，还是辽金，事实上都是隋唐汉族文化在北方的衍化发展。早在唐代时，宫廷乐舞就有“坐部伎”“站部伎”，金代民间散乐的演奏方式多以站立为主，应与唐代“站部伎”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如徐龟墓，除抚琴女以坐姿超前一排外，其余奏乐者皆以站姿出现，乐器组合有觱篥、笛、拍板、筝，为金代大同地区普遍流行的散乐乐器组合。
　　出行图绘于墓室甬道东壁及西壁，均由三人一马组成，其中东壁“出行图”中的三位侍从均头戴无脚幞头，身着窄袖长袍，留八字胡，肩扛骨朵，身体向前作行进状。人物后方绘一马，马头部所配缰、勒、铃一应俱全。西壁“出行图”中的三位侍从头裹巾，身着翻领窄袖袍衫，前面一人扛阳伞，中间一人荷胡床，最后一人执骨朵，表现出一副隆重盛大的出行场面。
　　出行图是一种时代延续很长的墓室壁画表现题材，最早在汉墓中就有体现，到辽金时期依然是出现较多的题材，特别是车马出行图使用最多，内容最为精美。只是与金代单纯的车马出行图相比，辽代大同地区的出行图，除车马外，还绘有驼及驼车。如大同东风里辽墓中的出行图便是由人物、马、驼及驼车等构成，且驼车高大，装饰精美，展现出辽代大同地区中下级官吏或富户的出行场景。当然，车马出行题材不只流行于大同地区，而是遍布于辽国境内，是贯穿于辽早期、中期、晚期的丧葬习俗，如辽早期的宝山辽墓，辽中期的床金沟5号辽墓以及宣化韩师训辽墓等诸多墓葬中都绘有大型车马出行图。类似的画面在北宋晚期中原地区的壁画墓中也有出现，如河南禹县白沙3号墓甬道西壁绘出行图一幅，宿白先生在《白沙宋墓》中指出：“疑为当时风尚，盖主人生前出行所必需者”。因此，宋金时期中原北方地区出现的车马出行图可能更多的是受契丹壁画墓影响，而这种影响在燕云地区体现的更为明显，其表现的是一般富裕阶层的生前生活情景，也表达了人们对于投身来世美好生活的希冀。
　　三、出土文物的非凡风韵
　　徐龟出土文物共24件，包括瓷器11件、陶器9件、铁器4件。其中尤以注壶及绞胎钵为精美之最。
　　注壶由壶和碗组成，温碗口径17.8厘米、圈足径7.5厘米、高9.6厘米，呈芒口，敞口作六出葵瓣状，沿略外撇，弧腹，平底，圈足。腹外饰六道瓜棱纹，器身内外施白釉。注子口径7厘米、圈足径7.8厘米、通高23.5厘米，壶口外侈，弧形细颈，圆腹，矮圈足，弧形细长流，颈、腹间置一扁把手。腹部向内捺压十道竖向瓜棱纹，把手上饰“亚”字纹。通体施白釉。
　　注子又名“偏提”，现称为执壶，是唐宋时期常见的酒具，唐中晚期出现，到五代时注子和温碗（又称注碗）开始配套使用，并流行于宋辽金时期。《东京梦华录》记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只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由此可知注碗为一副器具，即柱子、温碗的合称，而注碗则主要起到温酒的作用。
　　唐人注重养生，喝酒有温酒的习惯，到冬季更是要饮沸酒，唐代大臣裴度“盛冬常以鱼儿酒饮客。其法：用龙脑凝结，刻成小鱼形状，每用沸酒一盏，投一鱼其中”。尽管唐人喜欢饮热酒，但由于酿酒工艺的限制及配套酒具制作不成熟，因此唐代还未见注子温碗的组合出现。宋代酿酒业十分发达，酿酒工艺也显著提高，据宋人张能臣《酒名记》记载，宋代天下名酒达100多种。由于酒质的提升和饮酒习惯的改变，让宋代的陶瓷酒具呈现出了与唐代不同的造型特点，而宋人好饮热酒的习俗也促进了注子注碗的搭配使用。到金代受唐宋文化影响，喜饮热酒依然在燕云地区十分流行，注壶温碗成为当时必不可少的酒具，具体做法：温碗中放入沸水，将盛酒的注子放置于温碗中加热，待到合适温度取出饮用。然发展到元代，此类饮用方式逐渐消失，元人忽思慧《饮膳正要》记载：“阿剌吉酒，味甘辣，大热……，主消冷湿积去寒气，用好酒蒸熬，取露成。”可知元代开始饮用蒸馏酒，作为酒具的注子和温碗逐渐消亡，不再使用，即使温酒也采用直接在火上加热的方式，如大同齿轮厂元代壁画墓中的“侍酒图”，温酒时直接使用炭盆。
　　此外，在徐龟墓还出土了一件绞胎钵，为大同地区首次发现。钵口径16.7厘米，底径9.5厘米，高6.4厘米，呈芒口，深腹，平底，口外饰一道凹弦纹。胎体由白、褐两色绞成，内外满施透明釉。据资料显示，目前最早的绞胎瓷应出现于唐代，常见造型有碗、钵、枕、盘、俑等。绞胎瓷是唐代陶瓷制造产业中的一种新型工艺，主要是用两种以上不同颜色制成的泥料，经相互叠压、糅合，形成颜色相间、变幻丰富、独一无二的陶瓷胚胎装饰纹样。宋代饮茶斗酒风气兴起，陶瓷需求量激增，这使得具有内外一致的装饰纹样，彰显表里如一君子情怀的雅致之物——绞胎瓷，得到快速发展，当时生产绞胎陶瓷的规模最大的窑厂莫属于当阳峪窑。然随着北宋灭亡，中原战祸使得民不聊生，绞胎瓷也逐渐没落。因此，绞胎瓷流行时间较短，唐宋时期少量烧造，到金代基本不在烧造，因此在金代墓葬中鲜有出土，这使徐龟墓出土的这件绞胎钵显得弥足珍贵。
　　悠悠历史，八百余年朝代更迭与兴亡交替、朝阳暖月与血雨腥风……而今，徐龟生活的那个时代早已淹没于历史长河，只有壁画中的余音袅袅，注壶的岁月静好述说着曾经的过往与辉煌。

文/王利霞 图/李航

　　1.山西大同市金代徐龟墓壁画全景。
　　2.徐龟墓出土的注壶。
　　3.徐龟墓壁画局部。
　　4.徐龟墓出土的绞胎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