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经传奇——两位文化学者笔下的高僧法显

　　近日，《山西廉政文化丛书》出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发《山西：出版廉政文化丛书，以史为鉴扬正气》一文，文中说道：“狄仁杰、司马光、于成龙、白居易……山西悠久的文明史中，涌现出一批百姓口口相传的清官能臣。他们洁身自好，心系百姓，成为为人做官的样本和典范。”文章指出：出版丛书的目的正在于“通过对前人廉政文化遗产的传承，追寻先贤风采，宣扬清风正气，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无论为官还是做人始终要做到明是非，辨善恶，知廉耻，在廉吏能臣为政以德、正心修身的嘉言懿行和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中，汲取持廉守正的文化养分”。
　　日前，为这套文化丛书举行的创作出版座谈会上，作为该套丛书作者之一的郭天印在即席发言中说到法显，因为发现法显、研究法显，同样是清廉守正的历史文化营养。也许有人会问：法显乃出家人一个，本是超凡脱俗、远离尘世的，怎么会与廉政这样的事情牵扯上呢？然而，当你真正了解一下法显如何成为法显大师，当你真正感悟一下法显如何能够在中国佛教界和世界佛学界拥有崇高的地位，相信你的疑问就不再成为疑问了。
　　答案首先在于法显自己所撰写的《佛国记》中，在这本书的开篇，法显即这样写道：“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
　　开宗明义，法显为什么要到西天取经？归根到底，是因为当时的东晋，在皇室贵族的支持纵容下，佛教发展畸形。据唐代释发琳《辩证论》卷三记载，偏安东南一隅的东晋竟有佛寺1768所，僧尼24000人，由于缺少戒律，一度出现相当严重的混乱。僧尼出入宫廷、收受贿赂，甚至干预朝政。孝武帝时左卫将军许荣曾上疏列举了一些佛教界的秽乱情况：“僧尼乳母、竞进亲党，又受货赂……臣闻佛者清远玄虚之神，以五戒为教，绝酒不淫。而今之丰者，秽慢阿尼……僧尼成群，依傍法服。五戒粗法，尚不能尊，况精妙乎！”这就是当时佛界的真实状况，当然这也绝不符合法显等绝大多数秉持佛法至上、修行至上者的初心本愿。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法显听说在佛教的发祥地天竺国有着戒律森严的佛法教规，正是为了追寻这种符合于教义大德的经书戒律，法显与他的志同道合者才不惜冒着种种不可预测的艰难险阻，不远万里去到遥远的天竺寻取真经。
　　关于法显在西域诸国尤其是在天竺的经历和其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前面已经有过略述，在此我们所要强调的是：法显西行取经的成果是极其显著的，而最为法显自身所看重的则是四十卷本的《摩诃僧祗律》，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部经书所讲述的乃是多达35卷的比丘戒法和5卷比丘尼戒法。也正是以此为基点和教义，中国佛教界才有了得以自我约束、自我惩戒的条文法规。其明确的戒法便有比丘戒218条、比丘尼戒227条，以这些戒法为佛家弟子和全体管理者的行为规范，中国佛教界便不会再有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那种懵懂与混乱，真正佛门弟子所追求的修养与清静自持的境界也才有了实现的可能和一定程度的保障。
　　了解法显，研究法显，正是要从我国悠久历史文化当中汲取那些充满正能量并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文化元素。

郭天印 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