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市博物馆,是一座特别的博物馆,这里有日月同辉的缩影,有历史与现代的交汇,有蒙昧和文明的碰撞,还有汾河水一年四季环馆流过,草木葱茏繁花似锦……可以看出来,临汾人是多么钟爱和自豪家乡的历史,把城市最美的地方留给了博物馆。
5月12日上午,“十大博物馆抖音大联播·让‘国宝’实证文明”山西主题活动第四站来到临汾市博物馆,本站的主题是“五千多年文明史”之“文明支点”。一个小时联播,50余万人次观看、点赞,众多网友表示意犹未尽。
日月同辉
三大悬疑引来网友“云”揭答案
从来夏浅胜春日。4A景区山西临汾汾河生态文化公园,天高云阔,万物生光。观众陆续走进临汾博物馆,离馆老远就举起手机拍照,留下博物馆建筑全貌。
临汾市博物馆的直播起点特地选在距馆外百米的水景处,馆长狄跟飞和资深讲解员张晓征开始向网友“炫富”:从这里看去,博物馆造型为日月相抱,太阳位于建筑中心,月亮围绕在太阳西南,寓意日月同辉,这一设计理念源自陶寺古观象台。整个建筑把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态公园巧妙地融为一体,构成不同凡响的视觉效果。
边走边说,在北门入口处站定,狄跟飞一连抛出3个问题吊起网友的兴趣:“当今的中国从何而来?中国最初的本意是什么?最初的中国在何时何地诞生?今天,我们都可以寻找到答案。”
走进各个展厅,说起一件件珍品,说起丁村陶寺,说起考古研究,说起中华文明,狄跟飞和张晓征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眼里透着光。跟着他们的脚步,三个问题的答案一 一被揭晓,云游博物馆的众多网友,也在公屏上积极互动,“听得心潮澎湃”“赞我中华文明”“一个小时不够啊,意犹未尽,再来一个小时”,围观点赞网友近51万人次。
盘龙惊世
中华文明进程中的“文明支点”
临汾,古称平阳,史称尧都,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发祥地之一。临汾市博物馆围绕“远古足迹”“最早的中国”“晋霸春秋”“千秋平阳”四大主题,从远古到明清,将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铺展开来。
“远古足迹”主要介绍临汾市襄汾县丁村人,属于早期智人阶段,上承北京人,下启山顶洞人,处于向现代人进化的关键阶段。丁村遗址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周口店以外发现的首个大型旧石器时代遗址,填补了中国历史上早期智人和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空白。
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探索中的关键支点性都邑遗址。
“国宝”彩绘龙盘正是从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的,是中华“文明支点”的重要见证物。
龙盘直径40.9厘米,深10厘米,高11.6厘米,盘内红、白两色绘制出的“龙”身形盘曲如蛇,身上的鳞状斑纹似鳄,头部两侧方形化耳,似虎或者熊。龙口里吐出的枝杈状芯子,有两种观点,一说是一种能使人产生幻觉的草类,一说是禾苗。
2024年是龙年,龙是华夏文明几千年来所信仰的图腾,陶寺龙为探索中华民族龙图腾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陶寺遗址,距今约4300年—3900年,40多年持续的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已发现陶寺“24之最”。例如:世界最早的观象台、中国最早的汉字等,组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陶寺是“五千多年文明史”上重要的“文明支点”。
在“最早中国”展厅里,陶寺都城浑厚夯土沙盘格外醒目。沙盘按考古揭开地层的原理设计,反映了陶寺作为都城,经历的曲折兴衰的历程。
陶寺都城早期就出现了最早的城市规划,有了宫城、普通居民区、下层贵族居住区的规划,说明当时已经有了等级分化,国家的形态开始出现。
中期是陶寺的鼎盛阶段,在沙盘中可以看到,城址迅速扩张,宫殿区、仓储区、墓葬区等功能区一应俱全。“宫城卫君,郭城卫民”,完成了宫城郭城“都城双城制”的华丽转身,奠定了中国古代都城“双城制”主流模式制度的基础,开中国历代都城规划政治理念制度之先河。
陶寺都城中最为网友熟识的要数观象台了,由13根柱子与12道观测缝组成。先人利用两根柱子之间的缝隙来观测正东方向的塔儿山日出,并依据观测到的太阳光影推测出一年中时节的变化,是24个节气的源头。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早就意识到陶寺遗址的重要性,他说:“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及东方、东南方古文明的交汇撞击之下,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相当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陶寺遗址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形成与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关键支撑点的研究宝库,至今尚有许许多多的疑问,有待发掘与探索。
临汾市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重点展示了古代临汾人走过的峥嵘岁月、创造的辉煌历史和多彩艺术。馆藏文物15万余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01件(套),尤以青铜器、陶瓷器、木版年画等最具特色。
狄跟飞馆长一再说,“五千多年文明史”之“文明支点”这一主题定得好,他深知,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包容性,使我们在几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绝大部分时段内,保持着开放的姿态,积极吸收其他先进文明的先进因素,从而使中华文明的内涵不断丰富,始终保持活力。作为中华文明的守护者、传承者和弘扬者,他感到无比自豪。
山西晚报记者 赵晋燕
专家解读
从陶寺遗址看中华文明特质
特邀专家
高江涛,考古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陶寺考古队领队。
高江涛扎根在临汾市的襄汾、侯马、曲沃等县,沉浸研究陶寺遗址20年,是陶寺文明的代言人。在他看来,陶寺遗址永远有未知,有挑战,有惊喜,他对考古工作永远有激情,有热爱,有坚持。
他介绍,临汾市博物馆的彩绘龙纹陶盘,可以明显看到这条龙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它集合了多种动物的形象,头部还出现了宽阔前额这种后世龙常见的特征。可以说,龙形象发展到陶寺文化时,出现了一个新的飞跃。陶寺的龙,正是真正意义上龙的雏形。
山西晋南盆地的陶寺遗址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它绝不仅仅只是一处遗址,是管窥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一个窗口。1978年,陶寺遗址开始科学考古发掘,四十多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让人们对这个在阐释与展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内涵特质中具有独特作用的遗址,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与社会,已经进入早期国家阶段,迈入文明社会,对周边区域文明因素的吸收不再是简单地复制和效仿,而是选择性地进行融合改造与创新。
高江涛举了几个例子来证明,陶寺遗址出土有玉璧、玉琮,而璧与琮显然是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类。陶寺文化中常见双孔的玉石钺,具有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的文化特征。
罕见的是,陶寺一座墓葬棺内随葬了1件具有良渚文化或者大汶口—龙山文化因素的“风”字形玉钺。陶寺文化中,礼器性质的鼍鼓,圆点纹、涡纹彩陶,以及随葬猪下颌骨的习俗等,均并非本地传统,很可能来源于东方的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
此外,陶寺墓葬出土的重要奢侈品,如绿松石腕饰及绿松石镶嵌技术,也很可能源于较早时期和大体同时代的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及龙山文化。
还有,陶寺遗址出土的“粗体觚”、玉兽面、玉笄等,与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及肖家屋脊文化同类器物十分相似。这些同类器物,正是南方大体同时期文化在陶寺文化中的反映;出土的精美彩绘陶器中,有一定数量的几何类纹饰,这类纹饰与年代略早的西辽河流域小河沿文化中常见的几何纹彩绘相近;大双耳罐则是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陶寺遗址迄今已发现了7件铜器,一般认为铜器冶铸源于甘青及更远的西北区域,乃至中亚、西亚地区。
所以,陶寺文化中发现了其东、南、西、北四方远距离区域的典型文化因素,明显具有海纳百川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
高江涛还特别提到,陶寺先民在史前天文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将陶寺遗址东部的自然景观塔儿山和人工夯土建筑体有机结合,创造性地修建了“观象台”,成为陶寺文明最为重要的技术创新,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四千多年前的“尖端技术”和“核心技术”。
高江涛感叹道,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扬弃创新,文明永续,中国史前文化多样与多元的客观存在,使得不同文化在互动交流与传播中逐渐形成了较为开放、融合、借鉴的文明特质。而陶寺社会既经历了文化的交流互动、融合创新,也将文化基因传递给后世。陶寺社会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生动印证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包容性。
1.临汾市博物馆外景。 临汾市博物馆供图
2.临汾市博物馆馆长狄跟飞(左)与讲解员张晓征向网友发出邀请。
3.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龙盘。 山西晚报记者 杜金栋 摄
4.陶寺都城沙盘。 山西晚报记者 孙佳森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