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版:文化

任姓影响最大的一支为黄帝之后

  •   寻根溯源
      任姓来源有六:
      1.出自黄帝的后代,为天子赐姓。
      2.出自黄帝少子禹阳后裔。据《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左传正义》所载,相传黄帝少子禹(禺)阳被封在任国,其后裔以国为氏。周朝时,谢、章、薛、舒、吕、祝、终、泉、毕、过十国都是任姓后裔的封国。
      3.由远古妊姓衍传。与女性妊娠有关,可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产生的古姓之一。
      4.出自风姓。据《通志·氏族略》所载,任,为风姓之国,实太昊氏之后,故址在今山东济宁一带,其后子孙以国为氏。
      5.其他改姓而来。如元代王信之子宣,为避难改姓任,其后代亦称任姓。
      6.少数民族改姓而来。据《魏书》所载,巴(即板楯族)夷帅有任姓;另外古代少数民族如西夏、明代哈尼族有任姓;今瑶、回、满、蒙、土家、羌、水等民族均有此姓。
      得姓始祖
      任姓是黄帝二十五子所得十二姓之一,自然为黄帝后人。
      任不齐。(古音任rénpīqí,同任丕齐,“不”在古代同“丕”,为“大”或者“大业”的意思。)春秋时期楚国人,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之一,被唐朝皇帝追封为任城伯,宋朝天子加封为当阳侯。相传黄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苟、僖、姞、儇、依。其中被赐以任姓者,其后裔就以任为姓。因任姓起源甚早,且均属传说,习惯上人们把历史上第一个大名人任不齐作为其得姓始祖。
      繁衍播迁
      任姓尽管得姓很早,但在发展中由于一直深埋不显,所以其早期历史一直很难让人知其详。上述各支任姓中,影响最大者是出自黄帝之后的一支。据某些任姓家谱记载,黄帝之子禺阳在得姓以后,六传至奚仲,再封于薛(今山东滕县南)。春秋战国时,魏国有任座,秦国有任鄙,他们都是禺阳的后代,楚国有任不齐。可见在先秦时期,任姓已播迁于今湖北、山西、陕西等境。同时,还可以判定任姓早期是以山东为其繁衍中心的,故任姓有以“乐安”为其堂号,其后遂成为当地一大郡望。另据《史记·南越列传》所载,南海尉任嚣曾矫诏使赵佗立国,这说明秦代已有任姓徙广东。至汉时,任姓已散居于我国北方的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一带,南方则居四川、江苏、广东等地。可见,任姓在汉之前即已南迁。汉时有世居沛地(今江苏徐州)之任敖,其后有子孙迁陕西渭南。魏晋南北朝之际,军阀混战,夷族入侵,中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任姓族人为避战乱,开始大举南迁至今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等地。并有任姓人迁入福建。唐时,社会稳定,政治清明,使留居河南、山东的任姓又兴旺起来。南宋末期赵姓末代皇帝四处逃亡,元蒙古骑兵南下,使任姓逃难于我国南方各地。元末明初,旱涝蝗疫施虐,农民起义军四起,造成中原、江南人口锐减,任姓作为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别迁于山东、河南、河北、江苏、陕西等地。大约自清代开始,闽、粤任姓有徙居海外者,如新加坡现有任姓华人,并建立有宗亲组织。如今,任姓已广布全国各地,尤以河南、山东多此姓,两省任姓约占全国任姓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
      宗族特征
      1.任姓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古姓。任姓来源虽众,但数千年来中国的任姓,其来源主要可归纳为两种。一为源自黄帝。具体可直接追溯到黄帝的少子禹阳,跟《元和姓纂》的说法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以国为氏”与“黄帝赐姓”,但究其实质,都是黄帝的亲骨肉。二为源自更古远的伏羲氏,虽血缘不同,却说明任姓由来已久。
      2.任姓字行辈分排列有序。如1929年任守正修《任氏族谱》,江苏如皋任姓一支字行为:“允远士大中,万正吉顺太”。
      大槐树寻根
      明洪武至永乐年间,为恢复生产、充实国力、发展经济,使人口均衡,明朝政府于洪武初年制定了移民屯田的复兴之策,开始了迁民戍边的非常之举——洪洞大槐树移民。移民活动历时近50年之久,达到1230个姓氏、150万移民之众,任姓为洪洞大槐树重要的移民姓氏之一。
      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任氏始祖为平阳、太原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洪洞、赵城二县等籍人氏。明初奉旨在洪洞大槐树集中迁往异地,至清末其后裔分布: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陕西、甘肃、宁夏、安徽、江苏、湖北、湖南、广西、内蒙、辽宁、吉林、黑龙江、山西等地。任姓祖宗神位供奉在大槐树祭祖堂六号供橱。

      山西晚报记者 李雅丽
    (资料来源: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景区)

      延伸阅读
      任弼时的“三怕”
      任弼时出生于湖南省汨罗市弼时镇一个教员之家,他16岁参加革命,46岁英年早逝,30年的革命生涯中,任劳任怨,鞠躬尽瘁。和任弼时一起工作和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他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怕麻烦人。”这是他长期坚守的信条,并以此严格约束自己和身边人。
      战争年代,任弼时和战士们一样,穿的是同样的衣服,吃的是一锅饭。他一再强调:“凡事不能超越制度,党的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更不能搞特殊。”
      在日常生活中,任弼时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1949年11月,任弼时病情恶化,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治疗。他主动提出不带家属和减少随行人员的要求,以减轻国家负担。任弼时有4个孩子,他疼爱子女,却不溺爱。从来不因身处高位而为子女谋特权,而是刻意培养子女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他从来不在孩子们面前谈论自己的功劳、地位和权力。每当孩子们好奇地问父亲是干什么的,他总是笑着说:“我干一般工作,坐办公室。”
      他常对孩子们说:“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负人民对你们的希望,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任弼时的“三怕”家风,是中华民族优良家风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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