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细述苏轼从政历程、彰显士大夫精神的文化史传，《千载浩然苏东坡》节选——

　　《千载浩然苏东坡》汪维宏著 译林出版社
　　该书为苏东坡传评作品，以丰富材料、严谨笔触书写了苏东坡从政40年的曲折经历。书中再现了苏东坡良吏、能吏、廉吏的形象，高度赞扬了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敬业精业勤业、为民爱民惠民的品德与功绩，同时兼顾到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不同时期的生活，对相关的文学艺术生活也有一定的涉猎，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立体的苏东坡形象。
　　日常生活固然现实和骨感，而苏东坡的精神追求和情感世界与常人相比，则是异常丰富而敏感的。“乌台诗案”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适和辛勤劳作。初来黄州时的惊恐、孤寂、凄凉等明显好转，他开始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刚到黄州的当年六月，苏东坡在“别弟诗”中曾形容自己的生命就像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蝼蚁，又像旋风中的羽毛，他在《迁居临皋亭》诗中也曾说：“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苏东坡开始反思自己的个性，思考如何才能得到心灵的真正安宁，“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是苏东坡所要追求的精神境界，而学道礼佛、厚自养炼和焚香默坐，则是他在黄州时的自我调适之法。其实，苏东坡涉足儒释道，远远早于黄州时期。
　　儒家思想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而苏东坡恰好又生于儒家思想和文化底蕴深厚的家庭。父亲苏洵穷究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贯穿古今，文风纵横恣意，其《六国论》议论古今，借古讽今，是儒家风范的典型体现。母亲程氏受过良好的文化熏陶，苏洵游学期间，操持家务和两个儿子的教育，都由她一人承担。程夫人在重视文化教育的同时。特别注重儒家思想的学习教育和家风家教的养成。十一岁时，苏东坡进入寿昌书院，系统学习儒家思想。苏东坡正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学校氛围和社会环境下成长的，儒家思想无疑是其人生态度的主流?
　　王安石变法时，苏东坡不畏权势，反对新法，后来司马光为相时，他又“不识时务”，反对尽废新法。苏东坡不计个人得失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儒家以人为本、仁政爱民思想在其身上的彰显。先后被贬黄州、惠州、儋州后，苏东坡仍然不遗余力地关注民生，充分说明儒家的仁爱思想已深入他的灵魂。
　　佛教早期对于苏东坡的影响，既有地域因素，也有家庭原因。由于地域关系，巴蜀是我国最早传播佛教的地区之一，信众甚广，高僧辈出。祖父苏序乐善好施，远近闻名。相传苏东坡的外祖父程文应年轻时外出，遭遇蜀乱，没有盘缠回家，危难之时得到十六位僧人的救助，才得以回到家乡。事后为了报恩，程文应曾尽力寻访，但始终未果，于是他就怀疑是阿罗汉搭救了自己，从此便在家中供奉着十六尊罗汉。
　　苏东坡一生中有很多僧人朋友，从目前的史料来看，最早的僧人朋友应该是成都大慈寺的惟度、惟简两位法师。至和二年（1055年），“三苏”在成都拜谒张方平时，乘便游览了大慈寺，拜会了两位法师。嘉祐四年（1059年），苏东坡兄弟俩为母亲程氏丁忧期满，即将离开眉山回到京师前，再次前往成都大慈寺，拜访两位法师。
　　惟度、惟简两位法师，事佛虔诚，博学多才，待人友善，两位法师与苏东坡兄弟二人相谈甚欢，结为好友。从此，苏东坡兄弟俩与佛结下了不解之缘。苏东坡在《中和胜相院记》中写道：“吾昔者始游成都，见文雅大师惟度，器宇落落可爱，浑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传记所不载者，因是与之游，甚熟。惟简则其同门友也。其为人，精敏过人，事佛齐众，谨严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爱。”
　　苏东坡被贬黄州后不久，在众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情况下，惟简不怕牵连，委派徒孙悟清前来探望，并请苏东坡为成都大慈寺新落成的专门用于收藏佛经的“大宝藏”作记，以此希望他能在逆境中以佛法养心，随遇而安。
　　苏东坡的文学作品中最早出现信佛、谈论佛法的言论，当追溯到嘉祐六年（1061年），彼时他刚刚出仕，在凤翔任签判。苏东坡对当地的名胜古迹兴趣浓厚，对寺庙中精美绝伦的佛教壁画更是流连忘返。而他的同僚好友，时为凤翔监军的王大年不仅信奉佛教，并热心为他讲解佛法，这让他自觉不自觉地浸润其中。
　　熙宁四年（1071年）十一月底，苏东坡抵达杭州任通判，刚到三天，他就前往西湖孤山拜访惠勤、惠思两位僧人。巡视辖属各县时，他也多次到访、下榻寺庙，结交僧友。杭州僧寺星罗棋布，据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杭州城内城外及湖山之间，唐代以前佛寺就多达三百六十处，钱氏吴越立国后，更是增至四百八十寺。苏东坡在与寺僧们的交往中，开始悟出佛门的道理。这个时期，他开始涉猎佛学，虽不是系统研究佛典，但由此缓释了不少心理上的压力。
　　苏东坡曾说：“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江浙地区的名僧很多，其中绝大部分是他的好友。在他交往的众多僧侣朋友中，友谊最深的当数同在西菩山智明寺出家的参寥和辩才两位法师。苏东坡诗中提及“参寥”的近一百五十处。苏东坡的次子苏迨，自小体弱多病，三岁多还不会走路。他和夫人王闰之害怕苏迨养不大，便恳求辩才法师在观音菩萨座前为他剃度，取名“竺僧”。辩才为他摩顶，祷告于佛菩萨，祈求福佑。这也说明苏东坡对佛教是深信不疑的。
　　苏东坡一生中曾多次梦见自己身披袈裟，他常常怀疑自己前世是位僧人。不仅如此，他恍惚觉得前世曾住在杭州。他的这个念头在他的诗中以及同代人的笔记里都有过记载。据北宋何薳“春渚纪闻”记载：西湖寿星院老僧则廉说，苏轼做杭州通判时，曾与参寥一起游览寿星院，苏东坡环顾四周，疑惑地对参寥说：“某生平未尝至此，而眼界所视，皆若素所经历者。自此上至忏堂，当有九十二级。”派人去数，果如其言。他在密州时写给陈师仲的信中也说：在杭州，尝游寿星院，入门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后堂殿山石处，故诗中尝有“前生已到”之语。
　　综上所述，人们不难理解苏东坡躬耕东坡后，为何自号“东坡居士”了。
　　苏东坡与道结缘也是很早的。他八岁在天庆观读书时，老师张易简就是位道士。不仅如此，苏东坡似乎与道士颇有缘分。张易简的朋友咎山老道士李伯祥在学校见到苏东坡时，便叹赏道：此郎君贵人也。苏东坡很是好奇，不知道其如何知之，他在《题李伯祥诗》中曾有所表达。晚年贬谪儋州后，他还梦见自己回到了眉山儿时的学堂，像往昔一样遇见了恩师张易简，并在名篇《众妙堂记》中记录下了这次梦幻。
　　嘉祐八年（1063年）秋，苏东坡在凤翔任签判时，因与太守陈希亮相处不太融洽，他怀着孤寂郁闷的心情，来到终南山的上清太平宫，宫有道藏，为先朝所赐。苏东坡在此饱读众多道家经典后，写下《读道藏》一诗。他此番读道藏，一是寻求精神慰藉，二是打算仕途受挫后，也像父亲当年那样专注于学术。苏东坡首次全面研学道藏，只是小有收获，并未领悟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