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觉得有块儿记忆被谁给偷走了。
　　那种感觉，像被人无端做了一个脑科手术，白白丢失了那部分脑细胞的所有储存；又像被圈禁在一座高墙大院，明知外边发生着一些事情，却听不到也看不见，等走出去时，一切早不复从前。
　　对这件事，我更希望只是自己的臆想。那样，经历才算完整，生命也没被打了折扣。可是，诸多亦真亦幻的记忆让我又不得不怀疑，那样的事或许真发生过。
　　儿时，我常跟二哥在胡同口的大石坡上玩耍，玩累了便坐在坡边的土墙上或坡下那棵开着粉红花儿的楸树旁，一边看马坊门口的牛们吐着白沫子刍草，一边等妈从地里回来。有次不知是吃坏了肚子还是坐在潮地上受了凉，我突然觉得肚子拧得难受，便跟二哥说紧拉了。二哥随口回了句“想拉就拉嘛”，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根本没把我的事当回事。但我想他后来一定后悔死了，为什么就没多说一句“先蹲下呢”？记不清当时穿的单裤还是棉裤，肯定是“露沟子”的那种，两条裤腿都糊满了稀屎，妈回来后狠训了二哥。成年后偶然谈及此事，妈惊奇地说：“好娃哩，你怎么还记得这事？那年你才两岁呀。”
　　自我记事起，老院北房只有东面的两间，西半院残破的墙根下堆满了棉柴，冬天的我常躺在上面晒暖暖。记得在一个秋的夜晚，鸡们早进窝睡了，我们也都挤在炕上睡了，只有院子里的“吱吱虫”扯着嗓子叫春似地鸣叫。我在被窝里持续装着睡，直到听见爸均匀的呼噜声，才做贼似地掀了妈的被角寻奶吃。没成想刚要享受，便听得爸一声低吼：“又偷吃！完了抹上鸡屎！”我吓得一哆嗦，赶紧缩回自己窝里。第二天，妈果真端着黑乎乎的奶头让我看，说抹鸡屎了——后来才知道那是妈涂了酱油骗我。妈说，那年我已三岁了。
　　后来的一些事自然记得更多，也越发清晰。记得姐在村里的旧舞台上边唱边跳，与反穿皮袄的曹仁智老师（来我家吃过饭）一起演“阿巴爷，等等我，去看学校新面貌”的节目；记得老院筑西墙，大石杵子在三爸他们手里飞起又落下，嘴里还齐齐地喊着号子：起立窝——嗯着！窝倒窝——嗯着！再一窝——嗯着！南边挪——嗯着！看脚着——嗯着……很是高亢悦耳；记得奶奶去世那几天，我嫌堂妹良菊吃得多，用“洋火枪”打破了她的嘴角，爷爷一边瞪眼骂我“贼不地”，一边抡起斧头砸烂了我的枪，我坐在北厦门槛上哭，没一个人理我……这些都是我五六岁时的事。
　　每想到此，心中便倍感疑惑：为何自己的幼年记忆里有爸妈哥姐以及爷爷奶奶，甚至还有常跟妈吵架的三妈，独独少了待我们最亲的姥爷？那时的姥爷去了哪里？
　　实际上姥爷哪儿也没去，一直在本村务农，就在我们身旁。可是，对于姐姐和大哥后来说的一些事，自己怎么就没半点印象？！没跟着姥爷去过巧儿妈家背“语录”、学“老三篇”，没见过姥爷每次游街回来不让人乱动的那个高高尖尖的“纸帽子”也便罢了，为何姥爷扫大街、挑茅粪多年，而且时常要经过我家胡同口，我怎么也没遇见过？
　　姥爷第一次深入我的记忆是在整修窑院时。记得南墙根堆着几十根歪扭的细椽，钢牛舅舅一帮人有的和泥，有的搬胡基，有的在窑顶砌烟囱，舅家二爷几个老辈则在一旁刮砖搬瓦，母亲在窑里给大家忙着做饭。从那之后，我才知道妈也有娘家，我也有姥爷，姥爷家就是村门外那两孔土窑。
　　与姥爷的第一次亲近是领我去村支书家。姥爷好像刚从省城回来，穿一身展展的蓝涤卡中山装，牵着我的手，谈笑风生。支书也穿着同样的制服，留着分头，满面笑容。而我，却像面对陌生人般低头不语局促不安，直到支书妈塞给我一个冒着热气又白又暄的头遍面好馍！从那之后，我似乎才“认识”了姥爷，才有了后面的许多事情。
　　让我深感疑惑的，是“认识”和走近姥爷的那个时机。彼时，姥爷不但被“平反”“摘帽”恢复了政策，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也宣告结束。是有意的安排还是无意的巧合？是我自己的主观臆断，还是真被谁偷走了部分应有的记忆？若是，那个“偷盗者”又是谁？母亲身体尚健思维尚清，可我不敢追问，也不想知道太多。
　　我只知道，在后来的记忆中，姥爷的窑院始终充满了祥和：春季，院子里绿意盎然，到处是嫩嫩、茸茸的扫帚草；夏季，窑门前一丛丛的月季竞相开放，姿态万千；秋季，南墙边那一溜儿忘忧草吐着或红或黄的芯子，满院的葵花阵阵飘香；冬季，外面寒风呼号，窑洞里却温暖如春。
　　三十多年没去过窑院了，还常能梦见姥爷拄着拐棍一边在院子里散步，一边望着墙外的杨树林吟唱：“独居北鄙第一家，风听杨叶雨听蛙。只因红心永向党，庭院处处种葵花。”
　　嗯，这种感觉就挺好！

□杨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