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语
　　深秋时节，行驶在美国中西部“铁锈带”的高速公路上，耸立在路旁的竞选广告牌不时掠过。一块广告牌这样写道：“特朗普2024！民主党不会为我们做事。”另一块写道：“投票给卡玛拉·哈里斯，为了扩大医保；降低药价；工薪家庭减税。”
　　10月最后一周，哈里斯和搭档沃尔兹，特朗普和搭档万斯，都在摇摆州连轴转，竭力提高本党阵营的投票率。仅在密歇根州，哈里斯一天之内在“汽车之都”底特律地区跑了三站：半导体工厂、工会培训中心、大学城竞选集会；万斯则侧重远郊和乡村蓝领白人，3天安排3场竞选集会。特朗普10月31日也重返密歇根州。近两个月来，哈里斯和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在全美和所有摇摆州都“前所未有地接近”。
　　4年一度的美国大选为人们透视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提供了“窗口”。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盖洛普公司等机构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选民当前最关心、争议最多的议题包括通胀、移民、医疗、暴力犯罪、堕胎权等。围绕这些话题，民主、共和两党总统竞选人提供了哪些解决方案？这些方案究竟有多少诚意？选民关心的事情为何迟迟得不到解决？记者从美国选民关切和争议的焦点议题入手，调研采访，抽丝剥茧，试图揭开美国政坛乱象背后的“美式民主”真相。
　　两党开药方难治通胀
　　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通货膨胀是美国选民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控制通胀、降低生活成本成为民主党与共和党为拉拢选民必打的政策牌。两党候选人在竞选活动中大谈“通胀解决方案”，频频向选民许诺自己的政策能有效降低生活成本。然而，他们提出的政策主张是否切中了美国高通胀问题的症结、能否切实缓解通胀难题，在美国社会引发广泛质疑。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表示，控制通胀要从加强对食品行业监管入手。她承诺推行防止食品生产和零售企业“价格欺诈”的联邦禁令，加强对大型食品生产商并购和整合的监管。
　　不过，专家对此普遍质疑，认为美国物价高企的根本原因并非零售商哄抬物价，而是生产供给不足、地缘局势紧张导致供需失调等。
　　彭博社研究显示，美国厂商近年来提价主要是为了保持利润、应对成本上升和供应链中断。限制企业调价将影响供求关系，对经济运行极其不利。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思·罗戈夫认为，哈里斯政策“失焦”，“哄抬物价”与通胀没有“那么大关系”。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宣称，要缓解通胀，就得压低油价；要压低油价，就要扩大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以释放更多产量。分析人士则普遍认为，特朗普的主张只是“空谈”。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迈克尔·韦伯说：“这基本上就是说说而已，因为美国总统实际上对能源供给没有任何直接控制权。”戈林-罗森瓦伊格联合公司执行合伙人亚当·罗森瓦伊格表示，企业只关注如何将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增产。“挥一下魔杖就能让产量实现增长，没有这么容易的事。”
　　此外，特朗普还宣称要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这让许多美国人担心通胀会进一步加剧。
　　美国前贸易代表助理威廉·克里斯特表示，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将使服装和玩具等日用品的价格至少上涨10%。加征关税还将使进口零部件成本上升，迫使国内制造商提高产品价格，可能导致美国家庭每年多支出1500至1700美元。
　　特朗普针对移民的政策也引发担忧。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政治学副教授马克·南斯认为，针对移民的收紧和限制政策只会导致劳动力短缺，推动物价上涨，进而令通胀情况持续恶化。
　　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大谈通胀解决方案的同时，却对这些方案所需要的财政投入绝口不提，对美国当前背负的“天量”债务视若无睹。有媒体评价，哈里斯的计划缺乏细节，特朗普的计划脱离现实，双方的主张都不切实际、难以实现。
　　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两党候选人的“空想”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可能进一步推升美国债务水平，加剧美国财政“寅吃卯粮”的困境。
　　美国独立研究机构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估算，哈里斯的经济政策可能在10年内给美国增加3.5万亿至8.1万亿美元债务；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可能给美国增加7.5万亿美元债务，最糟糕情形下会增加15.15万亿美元债务。
　　两党政治精英沉迷于“作秀”背后，是美国社会财富分配结构近几十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1963年，美国最富有家庭的财富是中等收入家庭的36倍；2022年，这一差距变为71倍。《福布斯》杂志报道，2020年以来，美国亿万富翁总财富增长了87.6%，达5.529万亿美元。另一方面，美国联邦最低时薪标准自2009年以来一直没有上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在其著作《不平等的代价》中指出，美国贫富差距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公共政策的变化使得收入和财富分配越来越有利于富人，越来越不利于穷人。
　　被“冷处理”的“民生热点”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今年9月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医疗保障是美国选民第二大关注议题，仅次于经济。然而，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却鲜少触及这一议题。大选之下，“选票至上”的政客们无力解决民众关切，医疗保障成了两党都不敢深谈的“民生热点”。
　　美国《纽约时报》曾报道，在美国，住院病人在医院平均开支超过4000美元，相当于其他发达国家住院费的5倍以上。最贵的医院每天收费超过1.25万美元。“许多医院的急诊室都是营利中心，这就是为什么最简单、最古老的手术——伤口缝合会产生1500美元以上的账单。”
　　美国媒体发现，在此次美国总统选举中，医疗议题远未得到应有重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竞选演讲或电视广告中都只是简要提及医疗保健，两位候选人的网站上甚至没有整页介绍他们对占美国经济六分之一的医疗保健行业的计划。今年9月美国总统竞选电视辩论中，主持人提出《平价医疗法案》议题时，两位候选人几乎没有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美国凯泽家庭基金会执行副总裁拉里·莱维特说：“这可能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医疗改革没有成为核心议题的选举。”
　　近些年来，奥巴马、特朗普、拜登三任美国政府及历届国会围绕俗称“奥巴马医改”的《平价医疗法案》展开博弈。《纽约时报》认为，特朗普和哈里斯都从自己政治生涯受挫的经历中认识到，提出关于医疗的重大改革议题可能会流失一些选民的支持。特朗普2017年废除“奥巴马医改”的尝试未能成功，且让民主党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哈里斯在2019年民主党初选辩论时暗示支持废除私营医疗保险，结果遭到多方强烈批评。
　　盖洛普公司与“西区健康”的联合民调发现，三分之二美国人认为，总统竞选期间医疗保障议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表示，在医疗改革问题上，他们对两位候选人都不信任。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卫生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坎农说：“共和党人认为他们可以忽视医保问题，他们做不到。民主党人认为他们已经解决了医保问题，其实并没有。”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与公共事务教授保罗·斯塔尔认为，“医改难”暴露了“美国体制惰性”。他在《美国医疗的社会变迁》一书中指出，全国性政策的重大改革在美国从来都不容易，联邦政府架构中有很多节点可以否决变革，反对者只需要控制其中一个即可。一些美国左翼学者从资本主义制度顽疾的角度批判美国医疗体制，认为在当今美国，鼓励资本扩张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遍布各个领域，医疗卫生领域也逐渐引入注重效率、忽视公平的资本积累模式，金融垄断资本开始参与瓜分美国医疗体系。
　　美国《社会医学》杂志创始人马修·安德森指出，美国医疗行业把利润放在第一位，医疗企业的资本积累越来越少地用于生产和服务，而更多依赖于由债务推动的投机活动。金融资本肆意进场导致诸多乱象：知名医学专家成为私营公司的董事或合伙人，依靠职位便利大肆牟利；非营利性医疗组织在市场诱导下转变为营利性公司以募集更多资本；医院、管理性医疗组织和保险公司进行合并，成为难以动摇的复合体系。这些都体现了垄断与金融化给医疗行业带来的消极影响。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健康政策专家维森特·纳瓦罗认为，美国社会的卫生保健状况是该国现有权力关系的最好体现。尽管种族和性别歧视对美国医疗现状具有重大影响，但更隐蔽、尖锐也最为残酷和重要的权力永远是阶级权力。实际上，阶层死亡率的差异才是美国最大的死亡率差异。“美国的医疗体系顽疾不是由于缺乏资金，而是政治层面的刻意为之，是以医疗卫生体系为载体向贫困阶层发动剥削的制度性压迫。”涉及到如此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和来自资本的强大阻力，难怪两党候选人对这一民生热点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被需要又被抗拒的移民
　　美国在历史上因大量移民的涌入而获得发展。然而如今，非法移民问题在美国持续发酵，引发美国新的种族歧视与身份认同撕裂。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迎合不同阶层选民群体诉求大打“移民政策牌”，提出的政策主张充满政治算计，难以切实执行。移民问题加剧社会矛盾的一大原因在于，在政治极化和贫富分化加剧背景下，普通民众生活愈加艰难，“非法移民冲击美国社会”的说法被渲染，新移民成为美国内部矛盾的“替罪羊”。
　　在选票至上的美国选举体系中，随着移民问题引发选民广泛关注，民主、共和两党为了拉拢选民，大打“移民政策牌”。
　　民主党基于其掌控地区对移民等廉价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倾向于采取更宽松的移民政策，对长期居住在美国或幼年就被带入美国的移民，支持给予他们获得合法身份的机会。这一移民归化群体都将在未来成为民主党的坚实票仓。
　　不过，随着当前支持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的美国选民比例显著提升，民主党对自身移民政策有所调整。今年6月，美国总统拜登出于提振民主党选情需要，签署行政命令大幅限制美墨边境可接收的申请庇护人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现任副总统哈里斯也公开声称，既要为非法移民的合法化提供机会，同时也要加强边境安保管理。
　　共和党掌控大部分选区以低收入白人为主，他们更反对新移民冲击其就业市场，因此更倾向于严格限制移民入境。他们强调限制“非法移民”，反对“非法移民”合法化。
　　此次大选中，特朗普阵营主张，在此前修建边境墙的基础上要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特朗普阵营尤其强调新移民会抢夺非洲裔、拉美裔美国人以及工会成员的工作岗位。他们还将美国房价上涨和通胀等问题归咎于非法移民。这一策略也许可有效分化和拉拢民主党票仓中的有色人种和工会。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移民问题由来已久，但因被两党政治化，遂毫无意外地变成无解难题。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经济学教授克洛·伊斯特表示，非法移民是美国许多高风险工作岗位的主要劳动力来源，而美国本土工人通常不会从事此类工作。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美国社会阶层严重固化，新涌入的非法移民被当作美国内矛盾的“替罪羊”，被渲染挤占本土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机会。
　　目前美国贫富差距已达到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程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施蒂格利茨警告，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造成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性减弱，美国已步入“脆弱时代”。对于在“脆弱时代”挣扎的底层民众，两党没有通过税收政策实现财富再分配，一些举措反而为富人减轻了税负。施蒂格利茨指出，美国的体制运行规则是1%的人掌握40%的财富，几乎所有的美国议员在任时都属于那1%、依赖那1%、服务那1%，甚至离任时再靠那1%的赏赐。
　　民主、共和两党都不会得罪金主，也无力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他们此前曾在一些具体的移民法案上达成妥协，但如今政治极化加剧，两党再难以形成跨党派共识，无法在移民问题上达成合作，只好把新移民当成“替罪羊”。
　　权力游戏中的“生命之争”
　　长期以来，堕胎在美国被认为是“争议最大、最情绪化”的话题。随着2022年6月“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堕胎权议题再次成为全美焦点，也是今年美国大选的核心议题之一。然而，堕胎权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被操纵的政治符号，映射出的是唯利是图的政党、利益集团的渗入、反复横跳的政客……这场“生命之争”被政治化、党派化，将美国社会深深撕裂。
　　在美国，堕胎权之争从北美殖民地时期持续至今。长期以来，主张限制堕胎、保护胎儿生命的“生命派”和支持放松堕胎限制、尊重孕妇选择的“选择派”交锋激烈。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政客对堕胎权的态度并不严格按党派划分。让这一议题走向政治斗争的，是政客们发现操纵该议题有利可图。
　　1972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共和党人尼克松以反堕胎立场吸引了社会保守派选票，最终赢得大选。此后，反对堕胎的宗教保守势力成为共和党迎合的主要对象，而这些势力也想借助政党竞争宣传自己的宗教与道德价值观，这让堕胎权议题开始滑向党派化。
　　随着政党介入，民主、共和两党政客开始选边站队，逐渐形成针锋相对的立场——民主党支持堕胎权，共和党则反对堕胎权，两党通过“堕胎政治”拉拢不同力量、扩大各自阵营。与此同时，对堕胎权的态度成为检验政党成员的“试金石”——支持堕胎权的共和党人及反对堕胎权的民主党人越来越难以在国会中获得席位，党内“异己”被排挤，两党立场不断极化。美国社会宗教研究所今年5月的一份研究显示，民主党支持堕胎的成员比例比共和党高出50个百分点。美国《国会山》日报对此评论说，两党在堕胎权上的分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如今，堕胎权议题已深深刻入美国政治版图，两党通过推动国会立法、签署或废止行政令等手段“斗法”，并将这一议题当作影响民意、扩大票仓的抓手。仅在2021年，美国各州就出台了近600项堕胎限制措施，其中90项已成为法律。前总统特朗普在任期间任命三名保守派大法官以推动联邦最高法院保守化，最终促成了2022年推翻“罗诉韦德案”事件。
　　共和党靠反堕胎立场保住了以保守势力为基本盘的选民支持，而表示支持堕胎权的民主党也充分利用这一议题“攻城掠地”。美国《纽约时报》文章说，在2022年中期选举期间，民主党抓住“罗诉韦德案”被推翻的机会，将堕胎权与日常家庭和医疗保健联系起来，利用选民对保守主义崛起的担忧，一方面转移了民众对经济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巩固女性及年轻选民的选票，阻止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形成“红色浪潮”。
　　美国民众对堕胎权的看法也被两党政客“塑造”，立场越发对立。英国舆观调查公司今年6月的一份民调显示，59%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堕胎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合法，31%的受访者认为堕胎只应在特殊情况下合法，另有10%的人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允许堕胎。德国Statista数据平台评论说，在美国当下的政治环境中，民众在堕胎权议题上的价值观冲突变得愈发极化、不可调和。
　　美国西北大学政策研究所研究人员克洛·瑟斯顿认为，随着堕胎权议题在美国国会和总统选举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政党与在堕胎权议题上有明确倾向的利益集团结盟变得更加常见，而这种结盟进一步加剧了两党及选民的撕裂与对抗。目前，美国共有10个州将堕胎权列为今年大选投票的核心议题，其中就包括关键“摇摆州”亚利桑那和内华达。
　　在今年竞选期间，共和党方面在堕胎权议题上突然陷入“纠结”。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共和党7月发布的竞选纲领草案放弃了在堕胎权议题上主张全国性禁令的立场，这在40年来尚属首次。有分析称，这份纲领体现了特朗普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有所软化，与他曾将“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归为自己总统任内功绩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媒体分析说，特朗普不想因为堕胎权议题同时得罪基督教福音派选民与温和选民，但他的摇摆不定却引发了二者的不满，这让特朗普陷入两难。
　　作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非洲裔和南亚裔女性总统候选人的哈里斯，将保障堕胎权作为其竞选核心承诺。美国媒体称她比以往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都更支持堕胎权。不过，哈里斯始终拒绝透露自己是否反对任何堕胎限制，尤其是怀孕23周后堕胎是否合法的问题，这也让她“自由”“进步”的立场充满了功利性与政治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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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力犯罪为何野蛮生长
　　近年来，大规模枪击的案发地几乎覆盖全美，仇恨犯罪等暴力事件出现“令人不安的增长”，“零元购”在美国多个大城市频频发生……美国选民对犯罪问题和暴力事件的担忧激增，要求政府切实改善社会治安的呼声高涨。然而，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政客们除了利用犯罪问题互相攻讦，煽动民众情绪以满足选举利益外，并不去真正解决问题。这背后的利益集团掣肘、系统性种族主义、贫富差距、毒品监管不力等美国痼疾，让美国暴力犯罪野蛮生长。
　　各类犯罪、暴力事件猖獗，民众安全感降低，使得治安问题成为今年选民们的一个重要关切。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2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68%的共和党受访者及倾向共和党的独立人士认为降低犯罪率应该是总统和国会的优先事项之一，民主党人及其支持者中持此观点的比例为47%。
　　针对犯罪问题，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从各自竞选利益出发大打“口水仗”，双方都试图向选民展示严厉打击犯罪、改善社会治安的形象。
　　民主党一边，美国总统拜登称，美国犯罪率“近两年总体在下降”，美国社会正在变得更加安全，这归功于他的政府。与此同时，哈里斯强调她曾担任加州地方检察官和州检察长的经历，称她在打击暴力犯罪方面有经验。英国《经济学人》周刊说，哈里斯正在利用她在旧金山担任检察官的履历来提升她在严厉打击犯罪方面的声誉。
　　对于民主党方面在社会治安问题上的自我标榜，共和党坚决不买账。特朗普多次声称，2020年以来美国暴力犯罪“飙升”，美国城市正在衰败，并将自己塑造为实现“法律与秩序”的候选人。在今年8月密歇根州的一场竞选活动上，特朗普甚至喊出一个新的口号——“让美国再次安全”。他说：“你连过马路去买面包都不安全。你会被枪击、被抢劫、被强奸……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在9月特朗普和哈里斯的电视辩论中，犯罪问题被多次提及，“骗子”“罪犯”等关键词充斥在两人的相互攻击中。《纽约时报》文章说，哈里斯和特朗普在辩论中展现了“两种美国”。“在过去的20年里，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走在错误的轨道上。”
　　美国《政治报》网站文章指出，无论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承认这个国家司法体系的上上下下正无可救药地受到偏见和党派议程的损害，“将美国政治和法律带入未知领域”。
　　“为什么美国犯罪事件如此猖獗？”有网友在一家美国在线问答网站上提问。
　　一位标注自己拥有25年法律从业经验的美国网友答道：“原因包括枪支泛滥、贫富差距巨大、贫困人群被‘当做垃圾一样对待’、民众不信任警察、教育缺失等。”该回答获得了超过3900次点赞。
　　目前，美国民间枪支保有量超过4亿支，大于其人口总数。这其中有一部分历史原因——枪支是美国白人在殖民扩张时期必不可少的“工具”，由此，美国于1791年通过宪法第二修正案，支持公民持枪权，但这也成为利益集团用来政治游说的“工具”。美国的枪支制造、买卖和使用逐渐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产生了诸如全国步枪协会这样庞大的利益集团，从总统到国会议员，许多人都是全国步枪协会会员。有统计显示，在第117届国会中，曾获全国步枪协会资助的议员多达262位，而累计获得资助超过100万美元的有19位，这就是为何政客们年年嘴上喊“控枪”，实质性立法改革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枪支管控始终难见实效。
　　美国犯罪猖獗还是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系统性种族主义以及贫富差距扩大结出的“恶果”。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一项研究显示，暴力犯罪和警察枪击事件的主要原因与社会经济劣势相关，如收入不平等、缺乏优质教育等。而美国数百年来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导致非洲裔等少数族裔人口高度集中在高贫困、资源匮乏的地区，使其无法获得足够的优质教育、医疗保健和经济机会。
　　此外，美国多个地区在立法层面放松对毒品的管制，也是美国社会治安恶化的原因之一。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统计中心2020年的数据显示，当年约有116万人因毒品相关犯罪被捕。在美国，联邦法律规定大麻是非法的，但华盛顿特区以及20多个州已经将大麻的娱乐性使用合法化，预计未来几年会有更多州效仿。立法管制的放松势必导致毒品更加泛滥，加剧美国成年人和青少年走上暴力犯罪道路的风险。

　　10-11版文图均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