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蛰时节，黄梨亮眼地摆上了街头。惊蛰吃梨是家家都熟悉的一种饮食习俗，并且还是在春天里带有防疫保健功能的经典果品。
　　梨是从何时开始与惊蛰节气成为最佳组合的呢？
　　“春食梨，解燥热；秋食梨，滋阴润肺”，写下这段话的人叫卢和，他生于明嘉靖年间，是明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尤以食疗见长。1540年，卢和整理前人经验，写成了《食物本草》，就是在这本书中，梨与惊蛰套起了近乎。
　　嘉靖版《平阳府志》载：“春三月，民多食梨以润燥，或制梨膏蜜饯，疗喉痹咽痛”。逐渐，人们对春天吃梨的好处有了更多认识。到了明万历年间，梨与惊蛰已经明确地组合在一起了。万历版《吴郡志》记载：“惊蛰日，以梨切片经宿水泡，染淡红，谓之‘梨花’，置之户牖，以厌虫蚁。”这时，惊蛰已不仅仅是人吃了梨可以润燥，就连梨泡过的水都有了防虫蚁的功能。显然，在明中期时，惊蛰吃梨这件事大江南北皆已共知，成为全国性的饮食习俗。清光绪版，《震泽县志》记载：“惊蛰食梨，或削梨为丸，煮以冰糖，名曰‘梨痨丸’，治咳嗽。”
　　梨的食疗性其实很早就已经为人所知，东汉的《神农本草经》就记载梨汁“润五脏，止渴”，现代研究证实其富含酚酸类抗氧化物质。
　　那么为什么到了明代，梨的食疗功能被高度重视，并与春天做了绑定呢，这与明中后期开始出现的小冰河季不无关系。
　　约14世纪至19世纪，地球进入了“小冰期”初期，这一阶段气候较前代偏冷，降水也很不稳定。低温与霜冻增加，旱涝交替，蝗灾频发。明嘉靖年间多次出现倒春寒现象，华北平原频发干旱，同时黄河改道带来的洪涝威胁加剧。山西、河南等地从嘉靖中后期开始出现蝗灾记录。
　　卢和的青壮年时期恰好就是明嘉靖年间，这一时期，由于气候的不稳定，虽未暴发全国性大规模瘟疫，但区域性疫情时有发生。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春，北京因“春寒料峭，阳气未升”引发风温（类似流感），《顺天府志》记“市井间传染者众”。明代北方春季气候常呈现“倒春寒”与干旱交替的特征，加之人口流动，客观上增加了呼吸道疾病传播风险。
　　卢和在《食物本草》中明确记载了梨的食疗价值：“梨，味甘微酸，性寒无毒……主消渴、治咳嗽、利大小便。煮膏服，可祛痰火。”其强调梨对“风热咳嗽”“燥咳无痰”的疗效，与春季气候致病特点高度契合。
　　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引述《食物本草》并补充：“梨能润肺凉心，消痰降火”，并提到“梨汁煮粥，治小儿疳热”。明代《丹溪心法附录》也记载用梨皮煎水可预防风寒感冒的方法。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2020年报告显示：“惊蛰前后梨的维生素C含量较其他季节高30%，契合‘润燥’养生需求。”
　　尽管明代没有文献明确将梨用于直接防治瘟疫，但其作为“时令药食”确实发挥了很大的防疫作用以及辅助治疗的作用。瘟疫流行后，患者常因体质虚弱出现阴虚燥咳，梨的润肺功能就成为恢复期的最佳食疗选择。万历年间的《潞安府志》记载，当地疫病平息后，“以梨炖冰糖，贫者亦食之”。可见，吃梨润燥的食疗法非常流行并且有一定效果。
　　明代中后期，随着《食物本草》等著作的传播，部分士绅阶层已意识到饮食与疾病预防的关系。梨因其易得性和明确的疗效，自然也就被推荐用于春季疾病的预防。而且，在青黄不接的春天，梨还是救荒物资。
　　明代《农政全书》记载，晋商在西北荒旱年份曾低价售梨，“活民无数”。晋商在梨贸易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何以能有如此义举？
　　晋商崛起于明代中期，曾控制了华北、西北地区的土特产贸易，梨作为耐储运、需求稳定的商品成为晋商重要的交易物。当时，全国梨的主产区集中于华北（如河北赵县、山西祁县）、西北（如甘肃天水、陕西渭北），晋商建立了稳固的产销网络，将产区与消费地连接起来。晋商在明代全国梨业市场中的地位曾无可匹敌，甚至，山西通往西北各地，通过恰克图销售梨的商路，被民间戏称为“梨马古道”。
　　《马可·波罗游记》中便有描述晋商梨贸易的内容：“从太原府出发，载梨之骆驼队穿越沙漠，售予波斯商人，换回香料与宝石。”光绪版的《山西通志》中将梨列为山西特产，记载其经济价值：“梨之利，甲于晋中，岁入银钱不下数十万两。”并详述了其贸易路线：“太谷梨经平遥、介休，出雁门关，入西口，分销蒙古、俄国。”现存于中国票证博物馆的日升昌票号账簿上有一条1876年账目显示：太谷梨商李万源通过日升昌开具汇票，从兰州分号提取白银2000两收购葡萄干，单笔交易额占当年票号总业务的7%。民国版的《太谷县志》明确记载太谷梨的种植规模与贸易网络：“沙梨出县境西北乡，秋收后窖藏，次年惊蛰前后启运，销行陕甘宁一带，换回胡麻、葡萄干、大黄等物。”现存的蔚泰厚票号信札中提及“西果庄”（梨行代称）：“每箱梨重四十斤，运至肃州，以三箱换波斯绒一匹，获利甚丰。”西北商帮商会档案也有记录：“晋商管货，陕商跑腿，梨运至兰州后，由甘商分销至迪化（今乌鲁木齐）。”在《中国海关贸易统计》（1912-1931）中，还有关于山西梨出口的记录：1915年出口量达12万箱（约60万斤），主要销往香港、新加坡，换取橡胶、锡器等工业原料。到了清末，山西商人还在新疆引入了梨树，据《巴音布鲁克县志》记载：“清末晋商引入梨树品种，当地维吾尔族称其为‘山西梨’……制成果酱远销中亚。”
　　据《山西通史》记载，清代原平梨年产量超50万斤，其中30%用于外销，主要客户为西域商人和晋商票号。原平梨商通过日升昌获取汇票贷款，如1905年的一则档案显示，梨商张福全凭票号担保，从兰州分号提取现银2000两收购葡萄干。1912年后，原平梨经天津港出口至东南亚，1935年出口量达12万箱，占全国梨出口量的15%。当时使用“山西原平酥梨”木箱包装，内附英文说明书，标注“天然糖分，润燥佳品”。
　　学者经过论证认为，明清时期，梨是晋商“边疆贸易六宝”（梨、枣、茶叶、丝绸、瓷器、药材）之首。
　　晋商之所以能将梨的生意做得如此风生水起，自有其独到之处，那就是晋人在梨的储存上有很高的科技含量。
　　在没有冷库、没有现代化科技保鲜的时代，晋商是如何让梨能从前一年的九十月份，完美地储存到来年春天的呢？
　　《太谷县志》详细描述了当地梨窖的建造：“掘地三丈，砖砌夹墙，内置柏木架，梨与柿子层叠，以艾草熏蒸，可储三年不腐。”“窖内分层码放，梨与柿子交替，以柿子乙烯延缓腐败。”晋商群体将梨窖藏技术用于长途运输，既保鲜又备荒，间接支持了梨作为应急食物的普及。
　　梨的窖藏技术让太谷梨在惊蛰后糖分达18%，比鲜梨溢价3倍。这种储存的先进性成就了晋商的贸易优势。19世纪中叶晋商梨通过广州十三行销往英国：“装箱梨用松针防潮，标注‘山西贡梨’字样，售价高于普通梨三倍。”
　　从唐代《本草拾遗》记载的：“河东梨甘美”，到晋商低价放梨“活民无数”，一枚小小的梨子早已不是普通的水果。

山西晚报记者 李雅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