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市云州区吉家庄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单位：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陈小三
　　在大同桑干河畔，有一个神奇而美丽的村庄——吉家庄。村子的北侧，桑干河蜿蜒流淌，向南望，殿山绵延耸立。这片土地上，不仅有着醉人的风光，更蕴藏着跨越千年的文明密码。
　　考古发现，吉家庄遗址主要分布有新石器时代仰韶晚期到龙山时期的文化遗存。自2017年起，就有考古工作者在吉家庄遗址进行多次发掘。岁月尘封的5000年前的繁华，正在被一次次考古发掘唤醒，神秘的史前文明，徐徐揭开面纱。
　　镶嵌在大同盆地的史前明珠
　　吉家庄遗址位于大同市云州区吉家庄乡吉家庄村东南，北距吉家庄乡政府所在地约100米。遗址地处大同盆地南缘，北邻桑干河，西北约1.5公里即为御河与桑干河交汇处，南依恒山余脉殿山北麓，为典型的山前台地型遗址。1957年，山西文物普查队首次发现该遗址，后大同市博物馆和雁北地区文物工作站作过调查。1965年，吉家庄遗址被公布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吉家庄遗址是大同地区目前已知面积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走进吉家庄遗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片沟壑纵横的地表，这些因常年雨水冲刷而形成的自然地貌，神奇地为我们保留了先民活动的痕迹，那些裸露的灰坑、房址与墓葬遗迹，诉说着先民与自然博弈的智慧。
　　2024年，山西大学考古队在吉家庄遗址设东、西两个发掘区，各布设5米×5米探方19个，计950平方米。共清理遗迹212处，其中灰坑192座、墓葬9座、房址6座、窑址2座、灶址3座。本次发掘出土小件文物1600余件，其中以各类石制品、骨（蚌）制品为主，另包含少量陶器、玉器等。
　　“吉家庄遗址的发掘，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考古行动，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历史对话。”本次发掘的执行领队、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郭梦雨感慨道，“每一次发掘，都仿佛是在与古人进行心灵的交流，他们的智慧、技艺和生活方式，都深深地刻印在这些遗物之上。”
　　仰韶与龙山遗存的交响
　　2024年的考古发掘，如同打开了一部尘封的史书。吉家庄遗址的文化序列，被清晰地划分为仰韶晚期与龙山晚期两大篇章。
　　在遗址西区，考古队清理出二十余处仰韶晚期遗迹，以灰坑为主，出土的夹砂红陶罐、钵等残片，虽历经岁月侵蚀，仍可辨素面、绳纹与零星彩陶的装饰痕迹。这些遗存与内蒙古中南部海生不浪文化面貌相近，暗示着新石器时代晚期，桑干河流域已是多元文化交融的枢纽。
　　龙山文化遗存是本次吉家庄遗址发掘的主体。一处规划严谨的小型墓地引人注目——8座墓葬中，7座墓主头向东南，仅1座因后世扰动而头向不明。“你看，1号墓主人腰腹部随葬的玉钺，质地温润工艺精细，昭示其较为特殊的身份地位。”郭梦雨说，玉钺并非实用器，而是权力的象征，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已出现阶层分化。
　　遗址还揭露了龙山晚期一处以陶窑生产为核心的手工业作坊区：5座陶窑密集分布，配套灰坑、壁龛与房址，出土的陶鬲、折腹盆、敛口瓮等器物与河北蔚县三关、山西忻州游邀等遗址的陶器群一脉相承，印证了龙山时期跨区域的技术交流与社会分工。
　　此外，浮选标本中粟、黍的炭化颗粒，以及地肤、虫实等耐旱植物的发现，勾勒出先民以粟作农业为主、家畜饲养为辅的生业模式。种种迹象表明，粟和黍都曾受到人为的施肥管理，以猪、羊为代表的家养动物占动物 出土石器。骨骼的80%以上。结合动物考古的初步研究结果，推测猪粪可能是肥料的主要来源。
　　填补了区域考古资料的空白
　　吉家庄遗址所在的大同盆地位于我国400mm等降水量线附近，是半湿润、半干旱地区的临界地带，其自然环境敏感且不稳定，也是历史时期北方农牧业的交错地带。在考古学研究中，这一地区常被作为纳入陕北、晋北、冀北及内蒙古中南部，即“三北”地区的范围之中，也称为河套地区或北方长城地带的一部分，长期以来都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区域。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三岔口”与“Y形文化带”理论，将桑干河流域置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舞台。吉家庄遗址的龙山遗存，与内蒙古永兴店、河北三关等遗址的文化面貌相似性，实证了该区域作为技术传播与族群迁徙走廊的功能。而玉钺的发现，则暗示社会阶层分化的萌芽，为探索早期复杂社会的形成提供了珍贵线索。
　　过去，大同盆地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相对薄弱，吉家庄遗址的发掘，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区域考古资料的空白。通过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大同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与周边地区的互动关系等基础考古学课题逐渐清晰。
　　“由于大同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历史时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区。通过吉家庄遗址的发掘，让我们了解到桑干河流域自史前时代就是文化的大漩涡、民族的大熔炉。”郭梦雨介绍，更重要的是，遗址所处的生态敏感带，为研究史前人地关系提供了绝佳样本。粟黍农业对干旱环境的适应性、家畜饲养与自然资源的平衡，无不折射出先民在脆弱生态中的生存智慧。这种智慧，恰与今日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遥相呼应。
　　考古专家认为，吉家庄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将进一步推动大同盆地文化谱系构建和区域互动关系的探索，完善地区古代环境与生业、聚落与社会的相关研究。
　　科研与育人并驾齐驱
　　与常规考古项目不同，吉家庄遗址的发掘承载着科研与育人的双重使命，考古教学研一体化实践在吉家庄遗址生动上演。
　　本次发掘的任务之一，就是完成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22级考古学专业本科生的田野教学实习。在实习中，学生要按照考古发掘的规范和要求，亲手操作，负责每一个探方的发掘，比如刮面划线，区分堆积单位，拍照、测绘、记录各类发掘现象，收集、整理、清洗出土遗物，汇总各类发掘资料，完成各自负责探方的发掘记录。同时，还要参与到田野调查、后勤管理等各方面的工作当中。
　　教师团队则将课堂搬入工地，通过现场示范、案例讨论，培养学生的学术思维与团队协作能力。这种“以项目带人才”的模式，为考古行业输送了新鲜血液。
　　“你们知道，这个铲子是怎么用的吗……”2024年9月，吉家庄中心学校的小学生走进考古基地参观学习，山西大学2022级考古学专业本科生陈泓翰为小朋友介绍了吉家庄遗址的基本情况，讲解考古发掘过程中所使用的一大“利器”——考古地层学原理，还有“万能”工具——手铲的使用，并引导小朋友现场实践，辨认不同堆积的土色。小朋友们还认识了许多遗迹现象——灰坑、陶窑、墓葬、房址，了解到它们的形成原因。这场“考古启蒙”，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探寻文明的种子。
　　技工庞师傅的故事，让冰冷的遗迹有了温度——他精湛的技术与乐观的精神感染了团队，也与师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发掘结束后，同学们从朋友圈得知庞师傅不幸患病，2022级同学迅速行动自发捐款相助，帮助庞师傅渡过难关。这场跨越生死的互助，诠释了考古不仅是发掘过去，更是守护当下的人性之光。
　　野外工作结束后，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研团队正在开展后期的资料整理和多学科研究工作。室内整理是田野考古工作的重要后续环节，是对田野发掘所获资料和遗物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和保存的过程，包括文字、图像资料的整理，出土遗物的修复、绘图、统计，出土动植物遗存的科学研究、同位素、人骨与DNA分析等。科研团队计划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的综合研究，编写考古发掘报告。
　　桑干河畔的风，吹散了五千年的浮尘。吉家庄遗址的玉钺寒芒与陶窑余烬，如同时空坐标轴上醒目的锚点，标记着仰韶与龙山文化在此交融的文明刻度。如今，考古人正用手中的手铲与科技，层层揭开桑干河文明的叠压记忆，让我们得以触碰那段波澜壮阔、熠熠生辉的往昔。

山西晚报记者 武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