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家”——一位大学教师笔下的家文化

　　“为人之道，舍教其何以先？”教育是家庭的主要功能之一，而童年尤为关键，是人格与品行塑造的奠基时期。当今社会，父母愈发重视孩子的早期教育，以期在起跑线上抢占先机。
　　事实上，我国自古便极为重视幼儿的启蒙教育，称为“童蒙之学”。诸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皆为传统蒙学经典。《周易》有云“蒙以养正，圣功也。”意即通过启蒙教育培养孩子纯正的品行，乃是圣人之伟业。古人对蒙学评价如此之高，足见其重要性。
　　孔子曾言“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幼时养成的习惯，成年后会如天性一般根深蒂固，难以更改。明代陈龙正认为人在十五六岁前，“志识未定，记性偏清。一善言入耳，终身不忘；一邪言入耳，亦时时动念。”因此，他主张“惠蒙”，即在幼年时给予正确的引导。清代陆世仪亦指出，十五岁之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多记性，少悟性”，故应在这一阶段熟读四书五经及天文、地理、史学、算学等应读必读之书。否则，随着年龄增长，物欲渐染，读书将变得愈发困难。
　　作为家训之祖《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自幼受严格家教，垂髫之时便接受启蒙教诲，还跟随兄长学习言行规范，“晓夕温清，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然而，父亲早逝后，家道中落，兄长虽然仁慈但威严不足，导致颜之推在成年后自感“无教”，在为人处事方面屡有失误。为此，他著《家训》二十篇，以为后人之鉴，终成传世经典。
　　颜之推基于自身经历，格外重视子女的启蒙教育。他认为，当婴儿能识人脸色、知人喜怒时，便应加以训导，“使为则为，使止则止”。若纵容孩子为所欲为，“宜诫翻奖，应诃反笑”，则易使其养成骄横之性，甚至道德败坏。待其成年，再行纠正，不仅难上加难，更易引发逆反，损害亲子关系。因此，颜之推主张“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作为可与《颜氏家训》相媲的经典，《袁氏世范》指出父母常在孩子年幼时“爱忘其丑，恣其所求，恣其所为”，对其无理行为不加制止、惩戒。待孩子长大，父母却“微有疵失，遂成憎怒，摭其小疵，以为大恶”，对其小错大加挞伐。此乃“曲爱”“妄憎”之举，实不可取。袁采认为，“幼而示之以均一，则长无争财之患；幼而教之以严谨，则长无悖慢之患；幼而有所分别，则长无为恶之患”，此乃教子之道。
　　司马光在《居家杂仪》中强调启蒙教育应遵循阶段性原则，根据孩子的年龄与认知能力逐渐施教。孩子稍懂事时，便可教授长幼礼节。六岁习数学、辨方向，并开始习字；七岁诵《孝经》《论语》；八岁习廉让之礼，男诵《尚书》；九岁男诵《春秋》等史书，知晓义理；女子则诵《孝经》《女戒》等，略晓大意。十岁后，男子出外从师，学习仁义礼智信，此后方可博览群书，择精要而读。明代姚舜牧在《药言》中强调，“蒙养无他法”，即每日教导孩子孝悌、谨信、仁爱，闲暇时再教以文学，循序渐进，保全其天真纯正。
　　朱熹在《童蒙须知》中指出，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语言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而其他诸多杂细之事，亦当知晓。明代许相卿则认为，孩子能言、能行、能食时，便是良知萌芽之际，此时最需防止“放逸”。他主张“言，常教勿诳；行，常教后长；食，常教让美取恶；衣，常教习安布素，禁羡华丽。”随着孩子逐渐成长，更需警惕“诱溺”之害，父母应以身作则，躬亲示范，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品行。此外，他还强调女子蒙养同样不可忽视。明代庞尚鹏将童心比作树蒂，若树蒂损坏，果实必坠。他以韵文形式著《训蒙歌》，作为子孙训课五岁童子的教材，旨在培养孩子心性，防患于未然。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最为活跃，亟需精心引导与栽培。唯有在幼时通过家文化的浸润，奠定坚实的道德与学识基础，培养其孝悌、诚信、勤俭等传统美德，方能使其在未来的道路中茁壮成长，根深叶茂，成为德才兼备之人。

郭心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