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千古传诵的《悯农》一诗，以极为朴素的言语表达了中华民族反对浪费、推崇节俭的风尚。纵观历史，从传家守业，到立德修身，再到安邦治国，节俭始终是贯穿其中的重要精神内涵。
　　古人云：“富不过三代”，究其原因，则多半在“奢靡”二字。白手起家之人筚路蓝缕，深知创业维艰，故能克勤克俭；而纨绔子弟坐享其成，耽于享乐，终致家业凋零。南宋叶梦得直言节俭乃是“守家第一法”，主张“日用奉养，宁使家有赢余，毋使仓有告匮”。清代蒋伊给家族立下严规，“不得从事奢侈，暴殄天物。厨灶之下，不得狼籍米粒。下身里衣，不得用绫纱。”这些训诫，实为家族存续奠定了重要生存智慧。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家庭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单位，古代家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主要在家庭内部进行，如何合理安排用度成为治家的关键。司马光强调“制财用之节，量入以为出”。清代靳辅《庭训》也认为“治家莫要于俭”，提倡依据家庭人口和衣食用度，量入为出，而至于堂室、服饰、器用诸类，则概从俭朴。张英《聪训斋语》还提出将一年资金划为十二股，每月支用一股，月底若有赢余便积攒起来，既可应对饥荒，又能周济乡邻。这些精打细算的财务规划，为传承家业编织了一张经济安全网。
　　因此之故，节俭成为教育子孙的重要内容。明代吴麟徵《家诫要言》称“治家舍节俭，别无可经营。”《廷尉公训约》强调“凡一切度用，须要省约，不事奢华”，如此方能衣食有资，日用无亏，家业隆起。清代《丰川家训》认为教育子女的第一件事就是“戒其虚浮，禁其奢侈”，奢侈不禁，必然导致荡业败产，困顿流离。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反复叮嘱子侄“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希望他们谨守俭朴之风，切忌贪爱奢华。
　　需要注意的是，节俭并非单指资财用度的节制，它还与修身立德直接相关。《左传》有言：“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诸葛亮《诫子书》称“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将节俭从生存策略升华为道德修行。明代《庞氏家训》把“孝、友、勤、俭”奉为“立身第一义”。《聪训斋语》认为一切事情均宜节俭，饮食俭可养脾胃，嗜欲俭可聚精神，言语俭可养气息，交游俭可择友寡过，酬酢俭可养身息劳，夜坐俭可安神舒体，饮酒俭可清心养德，思处俭可蠲烦去扰。高拱京也指出俭有“四益”，即养德、养寿、养神、养气。
　　节俭绝非锱铢必较的吝啬，而是对礼仪的克制和对性善的尊崇。颜之推强调“施而不奢，俭而不吝”；陆游主张“饮食但当取饱”，却不忘待客之礼；靳辅认为“俭非鄙吝之谓”，接人待物仍须“礼貌相待，施报得宜”；高攀龙倡导省下酒宴一二品、馈赠一二器、衣服一二套、长物一二件，以为济人急难之资。节俭当中蕴含的“厚薄相宜”的智慧，恰是中华文明真、善、美的生动注脚。
　　节俭不仅关涉个人、家庭，还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早在先秦时期，墨子便警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司马迁在《史记》中亦指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富民之要，在於节俭”。回顾历史上延续时间较长的朝代，莫不是把提倡节俭作为治国的重要方略。唐太宗以隋炀帝奢靡亡国为镜，采纳魏征“戒奢以俭”的谏言，开创了贞观之治。雍正帝大刀阔斧整顿吏治，严惩贪污腐败，为康乾盛世奠定基础。“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李商隐一语道破了家国兴替的经验教训。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近年来，从提倡“光盘行动”，反对餐饮浪费，到大力整治畸形“吃播”乱象；从公布施行《反食品浪费法》，到“零废弃生活”理念的兴起，中华文化中自古以来的节俭精神正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不过，相比制度约束更为重要的是在亿万心灵深处，培植起对每一粒稻米的珍惜，对每一滴汗水的礼赞，对至善至美的追崇，以使节俭成为一种文明的自觉。

郭心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