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的街巷里，青石板遗迹上的辙痕如同时间的刻度，默默诉说着一段跨越300年的酒文化传奇。明清时期，当晋商的驼铃沿着万里茶道穿越八百里洞庭，汾酒的清香便开始浸润湖湘大地。从驼队马帮的艰辛跋涉，到工艺火种的悄然传递，再到现代市场的创新突围，汾酒与湖南的故事，是一部关于贸易、文化与匠心的交融史。
　　一些酒标：商贸往来间的酒香初绽
　　明末清初，湖南湘潭商业蓬勃兴起，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市场，吸引各地商人纷至沓来。山西汾酒也在这股商贸浪潮中，踏上湘潭的土地。据史料记载，当时湘潭“街市三重”“帆樯蚁集二十里，廛市日增，蔚为都市”，店铺多达4500余家，作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四大药都之一，商业氛围浓厚。山西汾酒进入湘潭后，迅速获得当地消费者的青睐，逐渐形成较大的市场。
　　乾隆年间，山西、河南、甘肃、山东、陕西北方5省旅潭商人共建了北五省会馆——关圣殿。这座会馆不仅是商人交流的场所，更成为汾酒在湘潭推广的重要据点。《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初期，湘潭县“城乡市镇糟坊酒店百十余家，用谷米烧酒日篙千余石”，由此可见当时汾酒产销之旺盛。许多商人在湘潭开设糟坊，专营汾酒，当地称之为“湘潭汾酒”“湘汾酒”。这些酒坊借鉴了汾酒的酿造工艺，结合本地原料和口味特点，对酒的风味进行了改良创新。在湘潭的老档案中，还留存着当时酒坊的酿造配方，清晰地记录着如何用本地的稻米与汾酒传统工艺结合，造就独特的口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中心逐渐转向省会长沙，汾酒也随之在长沙落地生根，并且愈发风靡。据易仲威《昔日长沙名店特产拉杂谈》记载：“饮酒也有专店：吃汾酒必到青石街李大有。”可见，汾酒在长沙已成为一种备受追捧的佳酿，拥有稳定的消费群体。湘军名将刘长佑，在同治、光绪时期曾先后任直隶总督、两广总督、广西巡抚，有传记称他“好饮，且必汾酒”，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汾酒在当时湖南上层社会的受欢迎程度。
　　汾酒在湖南的盛行，不仅体现在街巷的遗址中，还体现在当时留存下来的各种资料实证里。在山西酒史专家、山西省酒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山西省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文清的《汾酒史话》中，山西晚报记者清晰看到各种各样的湘潭汾酒酒标，这些酒标多以红色为底，有“湘汾”“湘汾酒”“特质湘汾”“湘潭汾酒”“潭州大曲（原湘潭汾酒）”“西汾酒”“映潭汾酒”……每一个酒标，一定得有“汾”字，有“汾”味儿。这些酒标串联起的，不仅是汾酒在湘楚的味觉迁徙史，更是一部晋商文化、湖湘精神与中国白酒产业发展的互动史诗。当我们凝视这些泛黄的酒标时，看到的不仅是商业符号的更迭，不仅是汾酒酿造技术的延续，更是人们对美酒品质追求的坚守。
　　几个大字：古商城里的酒商博弈
　　洪江古商城，这座位于湘西的千年古城，曾是万里茶路上的重要驿站。沿着万里茶路，茶道酒香采访团的记者一路开车到洪江。一路之上，山峦连绵起伏，浓雾弥漫其间，宛如一幅水墨画在眼前徐徐展开。在路途中，思绪不禁飘回到数百年前，彼时晋商为开拓商业版图，背井离乡，踏上漫漫征途。他们赶着骡马、推着小车，载着茶酒，跨越千山万水，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未知的前路，他们疲累歇脚时，是否会抿一口家乡的汾酒？
　　踏入古商城，青石板路蜿蜒曲折。街边的古建筑雕梁画栋，虽历经岁月沧桑，却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当年的恢宏气势。晋商沿着万里茶路来到洪江时，带来的不仅有茶叶，还有家乡的汾酒。在古商城的山陕会馆遗址，建筑虽已推倒，仅留下指示牌，但依然能想象出当年晋商在此商议生意、举杯畅饮汾酒的场景。据当地导游介绍，晋商将汾酒运至洪江后，起初主要在晋商圈子内流通，但汾酒独特的清香型口感逐渐吸引当地的达官贵人与富商巨贾，进而慢慢打开了当地市场。
　　洪江古商城的厘金局旧址附近，曾上演过一场激烈的商业博弈。一位山西商人独具慧眼，买下厘金局的房产用于经营汾酒。但初来乍到，销售情况并不乐观。与此同时，附近新开了一家售卖汾酒的店铺，两家形成了激烈竞争。为了打开市场、区分自家汾酒的正宗性，双方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赌”。他们邀请当地酒客、商户以及德高望重的乡绅作为见证，各自宣称自家汾酒才是正宗山西汾酒，若被证实所售非正宗，便退出洪江市场。
　　山西商人积极应对，不仅向众人详细介绍汾酒的酿造工艺，还现场展示汾酒酿造流程，让当地百姓直观感受其独特魅力，并且还大胆推出免费品尝、即买即送等营销手段。一时间，这场“汾酒之争”成为洪江古商城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吸引了众多百姓的关注和参与。
　　在这场较量中，山西商人始终坚持品质至上，他还积极收集顾客反馈，根据洪江当地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建议将汾酒与当地特色小吃搭配饮用，丰富口感体验。随着时间推移，经众多见证人的评判，山西商人凭借其汾酒醇厚的口感、清正的香气以及正宗的酿造工艺，赢得了这场“对赌”，山西商人的店铺从此声名远扬。经此一事，他在酒肆门口两侧的墙壁上刻下“真正山西汾酒经售处”几个大字。尽管岁月使字迹变得斑驳，但这段历史却深深烙印在洪江古商城的记忆中。据当地人回忆，那时，洪江所能看到的白酒，都来自于这家酒肆。
　　多款美味：湘汾酒韵里的匠心独运
　　常德，素有“无酒不成宴”“无酒不成俗”的饮酒传统。清文人胡浚在《武陵竹枝词》中吟唱“村村画鼓浇春酒”，描绘出当地饮酒风俗之盛。清代至民国时期，常德城乡民间糟坊日臻鼎盛，酒法代代相传。其中，产湘汾酒最有名的当数洪顺祥糟坊。
　　《常德史志》记载：“民国初年，常德城下南门宏顺祥号所产‘汉汾酒’被誉为全省10余种优秀产品之列，享有名酒美誉。”1917年6月，常德宏顺祥号（下南正街）“汾酒”被国家农商部评定为优秀产品。到了20世纪40年代，酿制湘汾酒的糟坊遍布常德城乡，仅常德城区就有“马万隆”“周恒益”“陈和顺”等大小酿酒糟坊70余家。这些糟坊大多采用前店后坊的经营模式，自产自销，农村地区则多为自酿自饮。在常德的一些老酒厂遗址，至今还保留着当年汾酒工艺的器具，无声地诉说着那段传承的历史。
　　在常德的酿酒传承中，不仅有代代相传，还有多元化的发展。以常德聂振茂药号为例，他们创制名牌产品“聂振茂虎骨酒”，为了将金字招牌发展下去，他们始终不渝地坚守遵古炮制，不仅选料认真，且选用李大有酒号的汾酒浸泡。李大有酒号在清末濒于破产，聂振茂药号为了取得专利特权，慨然贷给该号纹银万两，使其重振旗鼓，恢复营业。其交换条件就是让李大有为其供应比售给其他药店高10度的汾酒。李大有及其子孙遵守约定，致使聂振茂药号的虎骨酒驰名湘黔，其时年销售总额高达100多万两银元。
　　在长沙，酿酒历史同样源远流长。明代以后，晋商带来了山西酒艺，在长沙开设大量糟坊，使长沙成为湖南两大产酒地区之一。长沙有许多地名带有“糟坊”二字，如糟坊巷、糟坊垄等，这些地名见证了当时酿酒业的繁荣。清代《长沙县志》记载，民间有“六月六日造新米饭酿陈酒”的风俗，选用高粱为酿酒原料。1935年长沙市有酒坊13户，年产高粱烧酒4361担，1952年，在老酒坊基础上建成长沙酒厂。后来，长沙酒厂生产白沙液时，曾到山西杏花村学习考察。学习之后结合当地特色以及酒厂情况进行改良研发，在长沙酒厂的老厂房里，还保存着当年研发白沙液时的实验记录本，密密麻麻的字迹记录着无数次尝试与改进。
　　如今，汾酒的清香不仅凝聚在酒杯里，还飘溢在餐盘上。在一家湘菜馆，记者看到了以汾酒为特色的菜品——汾醴浸麟首。在剁椒鱼头这道经典湘菜中加入适量汾酒，鱼头烹好后第一时间将汾酒淋满锅盖并点燃，待火焰渐尽，揭开盖那一刻，不仅去腥提鲜，还增添了独特的酒香。这道特色菜品将汾酒的清香与湘菜的浓郁风味巧妙融合，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美食体验。
　　如今的湖南酒市，汾酒的身影从未消失。长沙的酒柜里，既有玻汾的亲民，也有青花汾的雅致；常德的宴席上，德山大曲与汾酒同席，诉说着传承与创新的故事。在南昌曾品堂老酒博物馆，那枚民国时期的“南昌永泰祥”酒标旁，陈列的“湘汾酒”酒坛正在讲述新的传奇——瓶身绘着岳阳楼的飞檐，酒标印着白沙井的水纹，打开时，依然是那缕穿越三百年的清正酒香。
　　汾酒在湖湘的故事，从来不是简单的技艺迁移，更是北地的刚烈与南方的温润在时光中的彼此成就。当我们举起酒杯，品的是高粱与稻谷的对话，是山泉与井水的和鸣，更是晋商驼铃与湘水号子在历史长空中的恒久回响。这缕跨越时空的清香，早已成为湘楚大地的味觉基因，在每一个举杯的时刻，唤醒关于开放、融合与坚守的集体记忆。

　　山西晚报记者　张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