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十讲》朱刚 著 上海三联出版社
苏轼一生“如鸿风飞,流落四维”,仕途几经浮沉,一代文坛盟主的影响力却未见消减;与禅门僧人、方外道士过从甚密,兼采佛道之修养;壮浪纵恣于儒释道三家思想,其心灵世界博大宏丰,兼擅诗、词、文与书法、绘画,乃至经学、史学、医药、水利等,在众多领域达到一流水准;最后“湛然而逝,谈笑而化”,走向最好的生命完成。苏轼可谓穷尽了中国士大夫的一切可能性。本书以十一个主题串联苏轼的生命历程,并将苏轼置于历史与文化的洪流中,上下观照,在作品与文献中捭阖出入,并作精妙讲解,一部披沙拣金的“苏轼新传”粲然可见。
苏轼的诗词中对“鸿”的书写非常多,经常是用来自喻的。“鸿”是候鸟,随季节的更换飞来飞去,苏轼是个官员,也要随朝廷的差遣跑来跑去,于是他觉得自己像“鸿”。进一步说,不但是跑来跑去的时候像“鸿”,整个人生也就是在世间的一次匆匆旅行,所以人生在整体上也像“鸿”一样飞过这个世界。那么留下来什么呢?也许有些痕迹,就是“雪泥鸿爪”了。这“雪泥鸿爪”出自他早年写的诗,可以说是他有关“鸿”的书写中最脍炙人口的了。不过,这仅仅是苏轼写“鸿”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经过一生,后来有个终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终点,因为它跟起点非常不同。正因为终点跟起点不同了,所以我们有必要去考察产生不同的过程。这过程,就是人生。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也就是苏轼在世的最后一年,他从贬谪之地海南岛获赦北归,五月一日舟至金陵(今江苏南京),遇见老朋友法芝和尚,作《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苏轼《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苏轼诗集》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82年版。“真似月”原作“心似月”,改动理由详见下文。)
苏轼写了此诗以后不久,七月二十八日就病逝于常州。所以,第一句中的“归鸿”是他最后一次对“鸿”的书写,而且肯定是用来自喻的,因为这个时候他好不容易从海南北归了。我们知道这一只“归鸿”马上就要终结旅程,读起来不免是伤感的,但苏轼写下“何处不归鸿”的时候,心情无疑是喜悦的。这就是跟“雪泥鸿爪”的不同。“雪泥鸿爪”是谈不上喜悦的,也可以说是相当悲观的。从“雪泥鸿爪”到“何处不归鸿”,意味着从悲观中解脱出来。
当然这首诗比较难读,除了“归鸿”以外,接下来还有“羸牛踏旧踪”和“老师真似月”两个比喻,四句诗写了三个比喻,而且大抵直呈喻体,对喻义没有明确的阐说。这样的写法给我们解读诗意造成很大障碍,但这是老朋友之间相赠的诗,作者这么写了,他相信对方即法芝和尚是能够看明白的。
法芝是谁呢?《苏轼诗集》有个注,说法芝“名昙秀”。这个注释是错误的。苏轼确实把这位法芝称呼为“昙秀”,但有时又称为“芝上人”,所以他应当是名法芝、字昙秀。宋朝的僧人跟一般人一样,也有名有字。名是法名,由两个汉字组成,前面一个汉字表示辈分,如“法芝”的“法”,就是辈分,他剃度的时候,一起剃度的师兄弟都叫“法×”,这样“法”是同辈师兄弟共有的,只属于他的就是“芝”,所以经常单用一个“芝”来称呼他。字呢,一般也是两个汉字,如“昙秀”,但这个不可以拆开,不能单用一个“秀”来称呼他。这是名与字的不同用法,阅读有关僧人的资料时,需要注意。
跟苏轼同时的一位诗人贺铸,其《庆湖遗老诗集》卷七,有一首《寄别僧芝》,诗前有一段自序说:“吴僧法芝,字昙秀,姓钱氏。戊辰(1088年)九月,邂逅于乌江汤泉佛祠,将为京都之游,既相别,马上赋此以寄。”这里介绍的“吴僧法芝”,被贺铸简称为“僧芝”,字是“昙秀”,这就是《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的写赠对象了。他的俗姓是钱氏,又是“吴僧”,很可能是五代十国时吴越钱王的后代,苏轼在杭州时,与钱王的后人建立了很深的友谊。
孔凡礼先生编订《苏轼诗集》时,参校了各种版本,把诗中“真似月”一语校改为“心似月”。这个校改,我觉得也不对。苏轼有一篇文章,叫《书过送昙秀诗后》:
“三年避地少经过,十日论诗喜琢磨。自欲灰心老南岳,犹能茧足慰东坡。来时野寺无鱼鼓,去后闲门有雀罗。从此期师真似月,断云时复挂星河。”仆在广陵作诗《送昙秀》云:“老芝如云月,炯炯时一出。”今昙秀复来惠州见余,余病,已绝不作诗。儿子过粗能搜句,时有可观,此篇殆咄咄逼老人矣。特为书之,以满行橐。丁丑正月二十一日。(《苏轼文集》卷六十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
丁丑是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贬居在惠州,法芝前来看望,苏轼的儿子苏过写了一首律诗送给法芝。苏过的诗里有“从此期师真似月”一句,苏轼在后面解释说,这是因为苏轼早先送法芝的诗里已经把对方比喻为“月”。我们查一下“老芝如云月,炯炯时一出”之句,是在苏轼《送芝上人游庐山》(《苏轼诗集》卷三十五)诗里,作于元祐七年(1092年)。这样,事情的经过是:元祐七年苏轼把法芝比喻为“月”;过了五年,苏过继续用这个比喻称许法芝,所以表述为“真似月”,意思是“但愿您真像我父亲说的那样,澄明如月”;然后再过四年,苏轼写《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又转用苏过的诗句来赠予法芝,文本上应该以“真似月”为是。
“真似月”与“心似月”有什么差别呢?都是把对方比喻成“月”,但“心似月”可以是第一次做这样的比喻,而“真似月”则表明已不是第一次,这是很重要的差别。在苏轼父子与法芝之间,这个比喻被反复使用,其喻义为双方所知晓,且不断地加深领会和沟通。借助于这个简单的意象,他们可以达成更为复杂曲折的交流。这一点值得强调,因为诗中另一个比喻“牛”,也曾出现在苏轼元祐七年赠予法芝的《送芝上人游庐山》中,也是反复使用,我们后面将会解析。至于“鸿”,在苏轼的作品中出现得就更频繁,其含义亦必为法芝所了解。作为赠诗的接受者,这位方外友人能够明白“鸿”“牛”“月”三个比喻的意思,所以苏轼不需要多做阐释。
不过我们若仔细揣摩诗意,则苏轼将三个比喻连贯地呈现在一首诗里,分明是有一条意脉的。他说我现在是“归鸿”,不再是“羸牛”,希望您真的似“月”。这究竟在说什么呢?我们要对这样一条意脉加以清晰的透视,就必须从苏轼的一系列文本中找到相关的书写,来确定其喻义。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发现是,这些文本正好可以把苏轼的一生串联起来。
苏轼字子瞻,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他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也是著名的文人,按照当时文人的一般做法,他们都要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不过两代人在考运上差别很大,苏洵考了一辈子都是不幸落第,而苏轼、苏辙则在嘉祐二年(1057年)第一次参加考试就一举登科。这一年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因此苏轼兄弟就成为欧公的“门生”。对于苏轼来说,拜入欧公门下,应该是比金榜题名更重要的事,他后来一生的政治态度、文艺主张,都自觉地继承欧公的衣钵。
不幸的是,就在嘉祐二年,苏轼的母亲程氏在家乡眉州去世,这样他必须回家为母亲守孝。到了嘉祐五年(1060年)再到北宋的东京开封府,在欧阳修等人的推荐下,他和苏辙一起参加了次年举行的制科考试(关于这次制科考试,详情请参考第二讲“贤良进卷”),又是联名并中,苏轼被授予“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的官职,这是他的仕途起点。于是他告别父亲和弟弟,独自去凤翔上任,途中写了著名的《和子由渑池怀旧》诗,就是苏诗写“鸿”的起点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这首诗前面的四句,就是“雪泥鸿爪”的来历。